1951年，我呱呱坠地。在我尚在襁褓之时，父亲北上求学，后留在北京矿院任教。母亲将刚能进食、才几个月大的我留在爷爷奶奶家，也投身工作去了。

那时，家中有上高中的叔叔和上初中的姑姑。他们视我如珍宝，说我模样乖巧、十分懂事。他们伴我一同成长，还带我去照相馆拍了张照片，那时我连自己几岁都不清楚。

1958年，我跟随在河南孟津县医院工作的母亲来到太原，与在山西矿业学院的父亲团圆。我仍记得，刚成立的山西矿业学院主楼中央立着一块巨大的煤，上面刻着“山西矿业学院”的金色大字。

我们一家三口在职工食堂用餐，我不爱吃窝窝头，常常掉眼泪、哼哼唧唧。父亲怕影响不好，扭头就走，母亲则耐心哄我。有些南方的大学生教师会把大米票给我，让我买半碗大米饭吃。

我记得放学后，母亲会让我拿着饭盒去远下元饭店买面。我先吃一碗，再给她带一碗回去。母亲说我从小就胆大心细。

后来，我渐渐适应了太原的生活。母亲又相继生下妹妹和弟弟，我与大妹相差5岁，和小弟弟相差18岁。从那时起，我便成了家中干活的主力。后来我老年学习写作时，称自己的生活是现实版的《傻春》。

岁月流转，故事更迭。1969年，我从太工附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大众机械厂铸造车间木工段，成了一名模型工人。随后，大妹去了铁建兵团，三妹插队到农村，生活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前年，叔叔和姑姑不远万里，让两个表弟从河南新乡一路开车到太原看望九十高龄的父母。兄妹三人感慨万千，畅所欲言，一同回忆往昔。

我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书中的一篇文章《有一种亲情在血脉里流淌》。八十多岁的姑姑已是白发苍苍，她曾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叔叔学的是土木工程建筑，是基建工程兵的设计师，他们都有着精彩的人生。

姑父毕业于哈工大，早期在四川绵阳山中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当调到河南新乡师范学院教物理、与姑姑和孩子们团聚后，却被查出患有职业肺癌症，46岁便与世长辞。

组织照顾刚高中毕业的表弟，让他在师范大学上班。姑姑含辛茹苦，将两儿一女抚养成家立业，还帮着带大了下一代，如今依旧风采不减。

婶婶是邮政系统的话务员，60多岁时退休后因患病而瘫痪，叔叔悉心照料多年，直至她离世。

手机里的五人合影，有母亲在最后面坐着。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晚年风采，我用笔记录下了时代的进步与变迁。
年迈的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