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诊室的长椅上，我数着对面墙上的裂缝。第七道裂缝拐了个弯，像膝盖半月板撕裂的纹路。

我的号叫过了。我进去了。那女人在我后面，却先坐到医生跟前——这种事在医院不算奇闻，病痛面前，次序原是第二位的。她六十多岁，裤腿卷到膝上，露出一截青紫的关节。

“片子拍了？”

“拍了，在某某医院。”

医生接过片子，对着光端详了两秒——或许不到两秒。“那地方是私人专科，仪器老了些。”他手指点在胶片某处，“这里，要手术。当天做了，第二天就能下地。”

女人眼睛里亮了一下。“当真？”

“当真。”

我心里那根弦绷紧了。太快的许诺，像劣质糖衣，甜得可疑。我见过太多人，被一句“小手术”推进去，出来时却再也走不利索。

医生们总把膝盖说得像门轴，松了紧紧就好，却忘了肉长的东西，不是铁打的。

轮到我了。同样的屈膝，同样的按压，骨头在皮下发出干枯的声响。我等着那句“手术吧”。

医生摘了眼镜，揉了揉鼻梁。“你运气不错，软骨磨损不到手术指征。先吃这个药，一个月后复诊。”

我攥着处方走出来。廊道里药水的气味混着暖气的干燥，那女人正倚在窗口打电话：“大夫说手术完就能下地……嗯，明天就做……”

她的声音里有种决绝的欢喜。我望着她的背影，想起鲁迅先生写过的那些“吃人”的礼教——如今不吃人了，却还有别的东西在啃噬我们。

医生的笔划下去，一条命就转了向；而病人，连质疑都不敢，只把那句“第二天就能下地”反复咀嚼，像嚼一片薄薄的止痛药。

风从半开的窗钻进来。我把药盒揣进兜里，膝盖还在隐隐作痛，但至少，今天不用把命交到别人手上签字。

回廊尽头，那女人的身影消失了。明天的刀，后天的地，她大概已经预支了所有力气去相信。

我能说什么呢？在这张巨大的病历簿上，我们都是等着被圈阅的句子，有些被判了手术刀，有些被判了消炎药。

而那个“第二天就能下地”的故事，就像电线杆上的老军医广告，明晃晃地戳在那里，等你真的信了，就再没有第二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