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序言丨“从站立的酒馆，到冰雪酒馆”
——保罗•策兰的语言与存活之争
1947年，二十七岁的保罗•策兰在《当代人》杂志发表了一首以音乐形式呈现大屠杀暴行的诗作，这首诗以《死亡赋格》为题收入他的诗集，并在日后成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然而，据策兰本人在信件中所言，这个题目还有待商榷，因为全诗并没有严格按照“赋格曲”的原则排布。“我试图把可怕的事情用语言表达出来［……］‘有座墓在云中’［……］这既不是什么借用，也不是什么比喻［……］不是’死神’在玩蛇——玩蛇的是‘一个男人住在屋中’，他就是写信给‘你金发的玛嘉蕾特’的那个人［……］（在童话中和神话中）蛇经常会变形为头发。”
《死亡赋格》的顿挫节奏与残酷画面几乎令人不忍直视，以或迂回或直接的形式，书写劳役、饥馑、丧失尊严、死于毒气以及最终在焚尸炉中化为灰烬的主题。而将恐怖之处推至顶峰的，则是策兰本人对这首诗的谈论：住在屋中的既是思念恋人的普通人类，也是残害犹太人的死亡大师。而金发的玛嘉蕾特与灰发的舒拉密特更是分别作为日耳曼民族与犹太民族的女性象征，既是恋人，也是母亲，既是“引导我们上升”的永恒图像，也是种族屠杀的受害者。二者在重复对位与呼应的过程中达成了一种平等的荒谬。而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的可能性也由此得以重塑。
犹太身份与屠杀记忆
1942年，保罗•策兰的父母双双死于犹太集中营，策兰本人也被强制送去劳动营，在两年后苏军反攻时才得以获释。这段悲惨的记忆对策兰造成了终身的创伤，因此，对犹太身份的认同与大屠杀经历的表达始终是他诗中的重要主题。早期作品《水晶》尽管是在影射纳粹组织针对犹太人住宅和店铺的破坏活动“水晶之夜”，却以绚丽的方式进行书写：
别在我的唇上寻你的嘴，
别在门前等陌生人，
别在眼里觅泪水。
七个夜更高红漫步向红，
七颗心更深手在叩门，
七朵玫瑰更迟泉水鸣溅。
乍看起来，这是一首情感浓郁的爱情诗，在第一节与第二节的转折之处，禁忌与回避霎时演变成热烈与深情。但如果仔细考察第一节提到的告诫，读者也许会陷入疑问：诗中的人物到底为什么不能唇齿相依？为什么不能哭泣？而在门前等陌生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危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在第二节找到：那不是情人的幽会与相依，而是血染的街道、叩门的暴徒与拒绝施加援手的神灵……甚至题目《水晶》也一语双关，看似清澈剔透，实则易碎尖锐，这种浪漫与血腥的反差感令人不寒而栗。
杏仁是策兰诗中的常用意象，从早期到最后时期的作品中均有出现。早期作品《数数杏仁》首先是对惨死的母亲的怀念之作，杏仁的苦涩是对母亲苦难的隐喻，也是对纳粹使用苦杏仁味氰化物杀人的暗示。策兰的母亲名叫埃丽卡，意为石南花，因此“那里你才彻底进入你的名字，坚定地走向你自己”在这首诗中显得格外动人，在死后终于成为荒野上自由的花朵。此外，杏仁在这里被描述成“苦的让你清醒的”，并且提出了“把我数进去”的请求，这是对犹太文化中杏仁含义的呼应：警醒地实现神明的旨意含义。同时，这也是对自己犹太身份的认同与承担。中期的《曼多拉》一诗则开门见山，杏仁里站着“那位（犹太人的）王”，而王在这里等同于虚无，因此，在犹太民俗中预示着光明与生命的杏仁也走向幻灭。而在晚期，在语言走向进一步破碎的时期，策兰开始使用在德语中本不存在的自造词汇，用“杏仁睾丸”与“化作杏仁的女人”作为生育力与生命源泉的象征。
比起严格与犹太身份绑定的杏仁，石头的意象含义更为丰富，原本就具有阻碍、击打、稳固与荒寒的天然意义。此外，在犹太教传统里，石头既是立约的记号和神迹的见证，也具有审判与负担的含义。按照犹太习俗，人们在死者的墓碑安放石头，表达经久不衰且不做打扰的纪念。最为著名的范例可能是“石头开花”，这个概念曾经在情诗《日冕》与为儿子埃里克创作的诗歌《花》中两次出现，意味着即便是在一片荒寒之上，也有可能建立起生活的可能性。更值得注意的是，花与石头同样被描述为“盲目”的，只知寻找可以生存的水源，而在更早创作的《我听说》中，石头作为稳固可靠的事物，正是流动之水的对立面。同样的思路也在《山坡》里体现出来，即使与恋人只不过是山坡上的石头，却在翻滚中变得越发圆润与相似。僵死的事物开始具有生机，这也许是一个信号：经受过创伤的诗人开始走入世界，走入众人熙攘的“站立的酒馆”（《丁香空气》）。
反抗诽谤与捍卫语言
1960年，就在策兰在法国定居十余年，早已结婚生子，经济状况也因为工作变动而大幅好转的时候，一个对他的余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不幸事件发生了。他遭到了法国诗人伊万•戈尔遗孀克莱尔的剽窃控诉，这场控诉纯属诽谤，克莱尔甚至不惜伪造戈尔的手稿，将策兰翻译的戈尔诗作伪装成策兰以自己名义发表的作品。这场诽谤持续多年，也导致许多新纳粹主义者借机对策兰进行攻击。这一切对他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甚至成为了他最终精神崩溃的直接诱因。
最令人绝望的是，策兰在这场危机中并没有得到外界的帮助。文学界的好友乃至恋人没有经历过纳粹时期的迫害，没有经历过被迫流亡的不安全感，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下流的诬陷行为，纷纷劝说他对此置之不理，只是给出友善的安慰，而没有努力为他发声。只有策兰本人仍坚持在诗中与书信中表达自己的愤恨。在《鼓噪开花》中，他不仅通过“刀笔吏的皮毛”“蟾蜍鼓噪，出自手和手掌的糟粕”对诽谤者进行了讽刺，而且进一步通过“绞架林立”这样的血腥描绘揭露出了诽谤者背后的纳粹势力，这“击中/人的血肉”，但粉饰太平的文学界却说这“都是/反面——/节日甜点”。
这场抄袭指控事件对策兰造成的伤害还不止于此。我们可能早已习惯，在谈论策兰诗作的时候残酷经历对策兰的写作乃至人生的塑造作用，却往往忽略他对德语痛苦的忠贞与对诗歌可能性的不断开拓。布吕克在《诗歌作为图像的构筑》中指出，考虑到策兰的罗马尼亚出身，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特性对他来说比对其他人造成的钳制和负担都要更轻，这篇评论引发了策兰本人的恼怒，因为这篇评论唯独忽略了德语正是策兰的母语，是加害者的语言，也是他终身无法离弃的创作之源泉。我们也可以从策兰写给母亲的诸多诗作和写给朋友们的信件中看出，他终身都为父亲为自己提供了“纯正高地德语”的教育而自豪，却也终身无法与用于写作、用于与父母亡魂沟通的语言达成和解。因此，这种受到交口称赞的“在德语里极大的自由度”，无异于战后的另一次伤害，如同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的六芒星，彰显着他的受害者与局外人身份。在这种前提下，戈尔事件无疑是雪上加霜，使他的创作能力乃至人格都受到了深重侮辱。
我们还需要考虑另外一点。与同样表达犹太民族创造、书写大屠杀记忆却始终传递爱意的诗人奈莉•萨克斯不同，策兰从一开始就对自身的经历表现出不可和解的态度，尽管他在《花》《话语之栅》等诗作中表达出了对相遇与理解的渴望，但不可否认，他的诗作始终都是对灾难的铭刻与控诉。德里达曾经这样评论策兰的《灰烬之光》，“‘灰烬在这里始终是复数：永远不会在传播之后聚集，而这正是它们的构成特性。’”（德里达《灰烬之光》），正因为此，策兰的诗歌也被视为一种“灾难性的、黑暗星辰的影响轨道［……］活生生的存在孕育出生命，否则——带着创伤的负担——它就会退到死亡与分散的、燃成灰烬的‘它’中。”（皮什恰托夫斯基《沉默之镜》）。可惜，策兰的生命走向正是如此。他在诗中许愿“纵身跃入/生命，从创伤/起飞，——从/密腊波桥”（《带着一本来自塔露萨的书》），九年之后，他从蜜腊波桥上一跃而下，却没有纵入生命。
文学开心消消乐诺贝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