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傅斯年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顾颉刚与傅斯年北大预科同期同窗，本科还是同寝室的室友，而且大学一同办杂志，原本关系不错。

傅斯年1919年北大本科毕业，当年秋天赴欧洲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7年间不拿学位）。这一点和罗家伦类似。

而顾颉刚呢，1918年底因神经衰弱、家事休学回乡，停学近一年半，1920年夏天才重返北大毕业，比傅斯年晚一年毕业。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禹为虫”之说轰动全国，瞬间在文史界爆红。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正式结集出版，此时傅斯年刚好从欧洲归国，回国便发现昔日同窗早已举国闻名。



留欧期间傅斯年长期和顾颉刚通信，直言：“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高度认可“层累说”的开创性，还写下上万字长信和顾颉刚讨论古史问题，主动把自己的思考供给顾颉刚编入《古史辨》。


早年在北大，傅斯年是学生领袖、《新潮》主编，是黄侃、胡适双双看重的头号门生，风头完全盖过温和内敛的顾颉刚；他远赴欧洲系统学习西方科学、语言学、人类学，自认带回整套西式现代治学方法，本以为归国后会是自己引领史学革新。

可七年海外归来，国内史学话语权、舆论声望已经完全被留在国内深耕的顾颉刚占据，大众一提新史学，只知顾颉刚，这让心气极高的傅斯年难免有落差、不甘。


傅斯年不否定顾颉刚的“疑古”破坏之功，但他认为只靠文献辨伪、推翻古史远远不够，史学需要地下出土实物（考古）、域外文字、语言比较多重实证重建古史。

这份心气促使他后来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为宗旨，走和顾颉刚纯文献疑古完全不同的路线，刻意另立学术体系，客观上形成和古史辨派分庭抗礼的格局。


他筹建史语所时，直接将考古与历史、语言学并列三大主干，不再附属于经学考据；主动放弃传统金石学者马衡，专门远赴广州邀约受过完整西方人类学训练的李济，全权执掌考古组，赋予李济独立规划田野工作的权限 。

傅斯年全力招揽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夏鼐等人才，全部交由李济统筹带队田野。后续又把中央博物院筹备重任托付李济，让出土文物有正规收藏、研究、展示平台，形成“发掘—整理—馆藏”完整体系 。

1928—1937年十五次殷墟科学发掘，正是二人学术理想高度契合、分工配合的成果，也是田野考古的黄金时代。

顾颉刚 傅斯年

傅斯年的确为中国现代考古，特别是田野考古打出了一片天地。不过，也与顾颉刚渐行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