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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一13岁男孩因精通日语,被日军相中,当上日军翻译官。日本投降后,他却

1945年,一13岁男孩因精通日语,被日军相中,当上日军翻译官。日本投降后,他却成了抗日英雄。他是谁?又是怎么成了抗日英雄?


深圳墟的日军指挥部里,一个瘦小的身影经常出没在走廊上。他穿着改小了的日军翻译制服,袖子长得需要挽起来,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眉眼。


这个看起来不过十三四岁的男孩,就是陈敏学,日军上下都叫他“小陈翻译”,没人把这个孩子当回事。


可他们不知道,就是这个不被当回事的孩子,把一份份日军情报送出了这栋戒备森严的大楼。


那时的世界战局已经明朗,欧战接近尾声,太平洋战场上日军也节节败退,但华南的日占区依然绷着一根弦,扫荡和清乡反而变本加厉。


陈敏学不是宝安本地人,他1929年在香港出生,家里穷,父亲做点小工,母亲在纱厂做工。


1938年战火南烧,一家人跟着逃难的人群到了宝安,日军占领这里后,在地方上办了所谓的“公学”,强迫中国孩子学日语。


陈敏学脑子快,几年下来,日语说得流利,连日本教官都夸他“天才”。


1943年,日军在占领区招翻译,十三岁的陈敏学因为个子矮、年纪小,看上去毫无威胁,又会讲日语,直接被招进了日军驻深圳某部的指挥部。


起初,陈敏学只是做些杂活,帮日军军官誊写文件,偶尔翻译些简单对话。可就是这个机会,让他看清了日军内部的虚实。


他在走廊上端茶倒水时,听到了日军调动驻防的消息;在翻译文件时,看到了日军即将下乡扫荡的路线图。这些消息如果送到东江纵队手里,能救下不少人的命。


怎么送出去?陈敏学想了个办法,他每天下午固定去集市买菜,篮子里除了萝卜青菜,还藏着折叠成小块的纸条。


日军哨兵看他是个孩子,又是给厨房办事,搜也不搜就挥手放行。陈敏学就靠着这个法子,把一份份情报送了出去。


有一次,日军计划连夜包围宝安某村,清剿游击队。陈敏学在午饭时从军官谈话中听到了地名和时辰,下午买菜时,那张纸条就进了村。


危险当然有过,一次,日军怀疑内部有人泄密,把几个翻译集中起来盘问。


问到陈敏学时,一个日本军官盯着他,用日语问:“小孩,你有没有看到谁乱说话?”


陈敏学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说:“太君,我整天就在厨房和誊写室,谁说话我也听不懂,我就想着晚上能不能加块肉。”


旁边的日军听了哈哈大笑,摆摆手让他走了。那年他刚满十四岁,手心全是汗,但脚步没乱。


还有一次,日军带着他去村里认人,说是要抓游击队,陈敏学走在前面,看见路边茶馆里坐着几个东江纵队的联络员。


他故意用中文大声对日军说:“太君,这家茶馆闹鬼,上次有人在这儿被枪毙过,晦气得很,去不得。”日军迷信,一听这话,捂着鼻子绕开了。那几个人因此脱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深圳那天,整个宝安县城都沸腾了。百姓涌上街头,而日军指挥部里一片混乱。


这时,陈敏学换上了一身粗布衣裳,走出了那栋待了两年的大楼,东江纵队的同志公开了他的身份。


原来,这个在日军眼皮底下端茶倒水的小翻译,一直给根据地传递情报。那些年,他送出的大小情报有几十份,掩护过的同志更是数不清。


当地百姓这才知道,那个每天低着头进出日军司令部的小男孩,腰杆一直硬得很。他从日军手里接过的每一块肉、每一粒米,都没白拿,全换成了救命的消息。


后来有人问陈敏学,那时候怕不怕,他坐在村头的老榕树下,点上一根烟,慢悠悠地说:


“怕啊,怎么不怕,怕的时候就想,我做成了这件事,村里就少死几个人。想着想着,就不抖了。”


如今深圳墟的老街上,青石板被磨得发亮,早不是当年的样子。但有人问起陈敏学,老一辈还会指一指日军司令部旧址的方向,说那个孩子啊,胆量大得很。

信源:抗日战争纪念网--老战士陈敏学 13岁卧底日军大本营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