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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条消息,国际海洋法法庭前副庭长图尔克出来说了句话,大概意思是,2016年那

看到一条消息,国际海洋法法庭前副庭长图尔克出来说了句话,大概意思是,2016年那个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员,其实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的,跟国际海洋法法庭没关系,那个仲裁庭就是个临时搭的班子。这么一来,很多事就说得通了。

一纸所谓“裁决”问世十年,有些国家又把它从抽屉里翻出来,擦擦灰,重新摆上台面。可就在这场旧戏准备加演时,一个熟悉国际海洋法法庭运作的人,把后台的门牌讲清楚了。
原来台上敲槌的,不等于代表整座法庭;负责递文件的,也不等于负责判案。
国际海洋法法庭前副庭长赫尔穆特·图尔克此前在北京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国际海洋法法庭并未参与所谓南海仲裁案,只有一些个人以仲裁庭成员身份参加相关程序,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他还指出,南海问题高度政治化,不能指望司法手段包办一切,相关国家需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这几句话没有拍桌子,也没有抬高嗓门,却把一个长期被混淆的概念摆正了。2016年作出所谓“裁决”的机构,并非国际海洋法法庭,而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临时组成的仲裁庭。
它为特定案件而设,办完案件便完成使命,与常设法庭不是一块牌子。
常设仲裁法院在案件中承担的也是书记处角色,主要负责行政和程序支持。通俗点讲,它像会务组,管材料、场地和联络,却不是裁判席本身。
某些舆论当年偏爱把“国际”“海洋法”“仲裁法院”等词排成一串,看起来金光闪闪,仿佛联合国各机构集体敲下法槌。名字确实够长,关系却没有宣传得那么近。
仲裁庭的组成同样值得细看。菲律宾先指定德国籍的沃尔夫鲁姆。中国拒绝接受和参与仲裁后,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依照附件七程序,指定了另外四名仲裁员。
最终五人分别来自德国、波兰、法国、荷兰和加纳,临时仲裁庭于2013年组成。
这里最容易被偷换的概念,是“庭长履行指定职能”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参与审理”并不是一回事。前者属于《公约》附件七规定的人员指定程序,后者则意味着法庭作为司法机构受理和裁判案件。
图尔克如今把二者分开,等于提醒外界,不能看见某位法官的履历,就把整个机构都拉来当背景板。

中方当年不接受、不参与仲裁,并非躲避国际法,而是认为案件实质涉及中国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陆地领土主权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中国也已依据《公约》第298条,对海洋划界等争端排除强制程序。
菲律宾却将复杂争议切割包装,试图绕开双方已有的谈判共识,把政治难题塞进一个临时仲裁程序。
这就像邻里对院墙位置有争议,一方不谈院墙归谁,先请人测量墙外的花盆,再根据花盆反推整座院子。步骤写得密密麻麻,核心问题却被藏到了纸背后。
法律程序一旦被这样使用,字越多,未必越有说服力。
时间来到2026年7月,所谓“裁决”出台整整十年。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十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继续炒作,中方随即重申,所谓“裁决”越权审理、枉法裁判,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
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与此同时,中国和东盟国家仍在推进真正与地区和平有关的工作。2026年7月1日,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五十六次联合工作组会在越南举行。
中方也再次强调,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所谓仲裁“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更不能成为磋商的门槛。
一边是十年前的临时仲裁庭,被域外势力反复包装;一边是地区国家一轮接一轮坐下来谈规则、谈合作、谈风险管控。哪个更接近解决问题,答案并不复杂。
中国南海不是法庭布景,更不是谁拿着一张纸就能重新划线的棋盘,它关系主权、安全、航运、渔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生活。
图尔克的表态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替任何一方喊口号,而是恢复基本常识。个人参加仲裁,不等于其所在机构参加仲裁;书记处提供服务,不等于常设仲裁法院亲自裁判;临时仲裁庭作出决定,更不等于联合国为其背书。
把这些关系讲明白,许多故意制造的神秘感自然散去。
国际法治不能靠借牌子、蹭名头来维持威严,更不能成为少数国家推进地缘政治的精美包装。中国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处理争议,推动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南海和平稳定,走的是慢一些却更稳的道路。
潮水会退,舞台灯也会熄灭。真正留在海上的,仍是实力、法理、历史事实和地区国家解决问题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