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去世几十年之后却跑出来一个泰国孙子，他母亲还曾与中国“和亲”，周总理是如何与泰国人扯上关系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常念周的名字，是母亲常媛亲手取的，1976年周总理病逝时，常媛正怀着身孕，远在异国的她无法赶回北京见“周爸爸”最后一面，只能遥遥祈福，孩子出生后，她给长子取名“念周”，次子取名“念廖”，一个纪念周恩来总理，一个纪念照料过他们的廖承志先生，两个名字里，装着她在中国14年的全部温暖记忆。

这段缘分的起点，要从上世纪50年代的冷战格局说起，当时泰国是美国的盟友，在外交上长期跟随西方孤立中国，两国之间几乎没有正式往来，但1955年的万隆会议，成了改变的契机。

周总理在会上提出的“求同存异”主张，还有他儒雅谦和的外交风度，深深打动了泰国代表团，也让时任泰国总理首席顾问的桑·帕他诺泰认定：泰国要想长远发展，必须和中国这个邻居搞好关系。

为了表达诚意，也为了培养真正了解中国的友好使者，桑·帕他诺泰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12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送到北京学习，1956年两个孩子经缅甸秘密抵达中国，周总理一开始并不赞同这种方式，直言这像古代的“人质外交”，不符合新中国的外交原则，但桑一再表示，这是超越国与国的信任，周总理最终才答应留下兄妹二人。

当时何香凝老人根据两个孩子泰文名字的发音，给他们取了中文名字：哥哥叫常怀，妹妹叫常媛，周总理把两人托付给负责外事工作的廖承志，安排他们住进北京的四合院，配备了专门的厨师和翻译，让他们和廖家的孩子一起上学、一起生活，还特意写信给桑·帕他诺泰保证，会让孩子过得像在自己家一样温暖。

谁也没想到，变故来得这么快，1957年泰国发生政变，桑·帕他诺泰以“亲华”的罪名被捕入狱，泰国国内的对华渠道彻底中断，远在北京的兄妹俩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也没了回家的指望，小小年纪就陷入了无依无靠的境地。

周总理得知后，特意把两个孩子接到西花厅，蹲下来认真地告诉他们：“你们父亲遇到了难处，暂时来不了。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中国就是你们第二个家。”

这一句承诺，就是14年的照料，常怀和常媛在中国读完了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周总理和邓颖超时常接他们到西花厅吃饭、过节，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哪怕后来特殊时期局势动荡，周总理也尽力保护兄妹二人，还在1970年亲自安排常媛前往英国留学，避免她受到冲击。

到了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泰国也开始主动寻求和中国建交，可两国断交多年双方既缺翻译，也缺彼此信任的联络人，这时所有人都想到了常媛，她既懂两国语言，又熟悉双方的文化和人脉，更重要的是她是周总理看着长大的孩子，是双方都信得过的人。

就这样，常媛以翻译和联络官的身份重新回到北京，在两国代表团之间牵线搭桥，1975年7月1日中泰两国正式建交，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曼谷升起，这份迟来的友谊里，藏着常媛和她父亲两代人的努力。

长大成人的常念周，也接过了母亲手里的接力棒，他三岁就跟着母亲回到北京，被邓颖超奶奶抱在怀里，小学直接在北京就读，亲眼见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后来他考入剑桥、牛津两所名校，毕业之后创办了战略咨询公司，专门撮合中泰两国的经贸合作，

常念周还成立了儿童基金会，常年帮扶云南的贫困山村，修路、建学校，用实际行动回报中国的养育之情，他甚至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取了带“周”字的中文名，把这份思念和情谊传到了第三代。

周总理一生没有亲生儿女，却把父爱给了无数烈士遗孤，也给了这对远道而来的泰国兄妹，他用真诚换来的不只是一段跨国亲情，更是中泰两国“一家亲”的长久根基，这份跨越山海、传承三代的情谊，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