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在台湾被半软禁10年，不用上班，包吃包住，有薪水，有老婆徐竹青陪同，每天在阳明山“洞府”外，种菜和锻炼身体！生活过得逍遥！


1950年3月，阎锡山把行政院的印信交了出去，六十七岁，按旧时的算法，已是花甲之年。


他没在台北市区多作停留，收拾了几箱古籍和文稿，带着妻子徐竹青上了阳明山。


山上有排窑洞，是他亲自选的址，仿着山西老家的样式砌成，取了个名字叫“种能洞”。


从那天起，这位曾经叱咤一时的“山西王”，开始了人生最后十年的耕读日子。


种能洞建在阳明山菁山里，地势高，台北盆地的湿气上不来，夏天倒是凉快。窑洞的外墙刷成灰扑扑的颜色，门口铺着水泥地，摆着几把竹椅。


屋里陈设很简单，一张木床、一个书架、一张写字台，墙上没挂什么字画，显得空旷。


阎锡山搬来的头几个月，明显有些不习惯。在山西时，他出门坐的是专车，随从一大帮；到了山上，早上五点就得跟着工人一起下地。


徐竹青心细，怕他累着，总是提前把锄头、水壶备好，放在洞门口。阎锡山换上一身粗布衣，蹲在地里拔草，一拔就是个把小时。


那两分多的菜地，种了些白菜、萝卜和地瓜，还栽了几棵竹子。


他有时直起腰，用一口浓重的五台口音，跟旁边的园丁打听什么时候该浇水、该施肥。那副认真的样子，不像个做过行政院长的人，倒像个生怕误了农时的老农民。


不过，这种“田园生活”并非没有代价。他的“资政”头衔还挂着，每月薪水按时送到山上来，米面粮油也不缺，日子过得去。


但阎锡山心里清楚，自己出不了远门，想去趟基隆，或者到台北市区见个朋友，得提前写报告，等上面点头。


门口那条通往山下的路，虽然没设卡，但总有穿着便衣的人在附近转悠。他后来也慢慢不申请了，除了非去不可的场合，就窝在洞里。


那时候台北的局势变化很快，他不是不明白，自己已经从权力的牌桌上被请了下来。他没有像有些失意政客那样大吵大闹，反而表现出一种奇怪的顺从。


每天按时起床、吃饭、下地、写作，像钟表一样规律。徐竹青后来跟人提过，他在山上学乖了，不再问外面的事。


闲下来的时间太多，他开始写东西，桌上摊着稿纸，写《三百年的中国》，也写《世界大同》。


他的字写得工整，一笔一画，像小学生在描红。写累了，就让徐竹青把饭菜端到洞外的石桌上，两个人对坐着吃。


山上的伙食简单，一盘豆腐、一碟咸菜，偶尔有顿红烧肉就算改善。


他吃得不挑剔，但话不多，有时候夜里睡不着，会轻手轻脚地爬起来，在洞外的空地上走圈。


山里的蚊子多，他就点一盘蚊香，坐在竹椅上听虫鸣。那几年的日记里，很少再提当年在山西带兵、治政的旧事，写来写去，多是些节气变化和菜园里的收成。


阎锡山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隔着海峡的那片黄土高原。他离开太原时太匆忙，定襄的老宅、山西的父老，都成了梦里够不着的影子。


据说他晚年常朝北坐着，一坐就是下午，那大概是山西的方向。这种心情，放在今天的台海来看，其实并不遥远。


最近几年，尽管岛内有那么一些人变着法儿想切断两岸的根，但每年清明，总有台湾同胞跨海回大陆祭祖扫墓；福建和广东的宗亲庙里，从台湾来的认亲团从来没断过。


福建向金门供水早已常态化，台湾青年到大陆实习、就业，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血脉这东西，就像阎锡山当年在窑洞外种下的那几棵竹子，根是连在一起的，地底下的脉络，风吹不散。


说到底，阎锡山这十年，是一个旧时代人物典型的退场方式。


权力被收走，活动范围被框在几孔窑洞之间，最后归于沉寂。但如果把镜头拉远一些，会发现他的命运也踩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


一个曾经统治山西近四十年的政治强人，最终只能在台湾岛北端的一小块地里弯腰种菜，这个画面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旧时代的那一套，在那场改天换地的浪潮之后，再也没有了存身的土壤。他的晚年，其实是他用半生时间参与构建的那个时代终结的缩影。


如今从台北飞山西太原，不过两个多小时，山西的县城里高楼林立，早已不是他记忆里的模样。


那些想人为制造割裂的企图，终究敌不过千万普通人过日子、走亲戚的朴素愿望。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在阳明山病逝。他走后，徐竹青又独自守了几年种能洞，直到也离开。


如今，那排灰扑扑的窑洞还在菁山里的树影中站着，门口的菜地早没了踪影，换成了水泥地和几棵新栽的树。


偶尔有游客路过，会指着墙上的照片议论几句。


山风吹过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仿佛还能听见当年那个山西老人在晨光里翻动泥土的声音。


历史没有给旧时代的人太多选择，但它终究会把整个民族带向团圆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