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教材到底在教什么？从殖民叙事到战争记忆，再到巴以问题表述，部分研究者认为，其内容不只是传授知识，更在塑造一种特定的国家认同。
 
有研究指出，以色列部分历史教材和教师用书，在描述欧洲殖民中东时，往往更强调所谓“现代化成果”，比如铁路、农业、工业和卫生建设，却淡化殖民统治背后的压迫和资源控制。
 
像法国在叙利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经历，在一些叙述中被包装成“带来发展”的过程，而当地反抗运动则时常被放进负面框架里。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对二战亚洲战场的教学引导中。
 
部分教师用书没有直接突出侵略本质，而是设置“征服者还是解放者”这样的讨论题，容易让战争责任的边界变得模糊。
 
表面上看是开放讨论，实际上会影响学生对历史性质的基本判断。
 
更受关注的，是教材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叙述方式。
 
一些研究认为，相关内容常使用选择性表达，把阿拉伯人口的大规模流离失所简化成“离开”或“驱逐”，却很少充分展开其背后的战争、暴力和政策因素。
 
同时，教材还会强化某种“历史归属”叙事，让学生从小接受单一视角，对现实冲突形成先入为主的理解。
 
关于“大屠杀教育”，以色列教材的变化也被不少学者拿来分析。
 
建国初期，教材更强调犹太英雄主义，对受害经验着墨并不多。
 
后来随着地区局势变化，大屠杀教育被不断强化，内容覆盖面越来越大，甚至从低年龄阶段就开始系统灌输。
 
批评者认为，这种教育在纪念苦难之外，也被赋予了现实政治功能，用来强化集体危机感和“必须自我武装”的意识。
 
争议最大的，还是教材对1948年前后历史事件的处理。
 
围绕阿拉伯人口离开的原因、村庄被毁、平民伤亡等问题，不同版本教材说法并不一致，有的强调“自发逃离”，有的改成“因恐惧离开”，却很少完整呈现更复杂的历史档案和多方证词。
 
像一些大屠杀或村庄惨案，也在后续版本中被弱化、改写，甚至转化成有利于国家叙事的内容。
 
另外，部分教材和考试题的设计方式同样引发质疑。
 
比如某些题目会让学生从施暴者角度分析行为动机，重点落在执行者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受害者处境与制度罪责。这种教学方式是否会淡化加害责任，一直存在争论。
 
说到底，教材从来不只是“教知识”那么简单，它也在塑造一代人如何理解历史、敌人、受害与正义。
 
当一本教材长期只保留对自己有利的叙述，淡化甚至遮蔽不愿面对的部分，那么学生接收到的，就不再是完整的历史，而是经过筛选后的国家记忆。
 
也正因如此，围绕教材内容的争议，实际上从来不是教育问题本身，而是历史解释权和现实政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