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李鸿章传》
李鸿章死后不到两个月，第一本《李鸿章传》即刊印出来，作者正是晚清大才子梁启超。
在这本书中中对李鸿章的一生做出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这一感情色彩颇浓的评价。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但是，他对李鸿章 “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表示惋惜，并认为这正是李鸿章晚年失败的真正原因。
不过，梁对李鸿章面对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惟与妇人孺子共事”、“生不能大行其志”，则给出了一个‘悲’字聊以抒怀。

基于这样的口吻，梁启超分别对李鸿章在军事、洋务、外交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在军事方面，梁认为李鸿章军事才华颇深，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他说：“李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
在洋务上，梁启超说，“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他认为李鸿章对 “洋务”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即是说李鸿章没有将 “洋务” 与 “国务” 联系在一起进行审视。
梁启超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原因，认为其所以失败，“群议掣肘者半，鸿章之自取者亦半”。最后梁启超论定李鸿章只知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理应负责，但却不必负全责。他认为，虽然李在甲午战争中一味偏向外交不积极备战，而 “先事之失机”，然 “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但是面对日本一心强国觊觎中土的狼子野心，“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此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
可是，战争的另一方中国，却是李鸿章一人，梁遂感慨 “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在国际外交方面，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联纵、以夷制夷之外交政策是失败的，但他也指出这是无奈之举。“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