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黑龙江地主黄有带300鬼子进山，他天天吃日军罐头，鬼子以为他贪嘴，五天后才明白过来：他不是汉奸，是来索命的。

这名地主就是黄有，1899年他出生于黑龙江呼兰，1920年黄有带着全家搬到汤原县太平川开荒谋生，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狠劲，他硬生生在荒草甸子里刨出了四千五百多亩耕地，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连他定居的屯子都被乡亲们顺口叫做“黄有屯”。

和很多刻薄敛财的地主不同，黄有为人厚道，收的地租总比别家低，遇上灾年还主动减租免粮，谁家有难处都愿意伸手搭救，当地百姓背地里都叫他“黄善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全境沦陷，看着家园被日军践踏、乡亲被欺辱，黄有心里压着一团火，他先是参加了当地的红枪会武装抗日，后来亲眼见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汤原游击队是真心打鬼子、护百姓，便铁了心要支持这支队伍。

1934年，游击队负责人夏云杰来动员开明地主支援抗日，黄有当场捐出5匹壮马、10支钢枪，还卖掉一百多担粮食，把全部粮款都送给了游击队。

1935年，日军的“讨伐”越来越残酷，还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想把老百姓和抗日队伍彻底隔离开，黄有明白，光靠捐物资撑不了多久，只有亲自上阵才有希望赶走侵略者。

黄有不顾家人哭着劝阻，撂下一句“国都亡了，哪还容得下咱这个家”，带着变卖田产的钱就进山投奔了游击队，没多久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他熟悉当地地形、办事沉稳可靠，后来在东北抗联第六军先后担任司令部副官、稽查处处长，专门负责后方密营的后勤保障与安全防护。

1937年腊月，日军调集三百多兵力进山扫荡，目标就是端掉抗联六军的核心密营，刚好黄有下山执行稽查任务没来得及转移，不幸被日军抓获，日军早就听说他是当地大户，对山里的路了如指掌，当即逼着他带路寻找抗联密营。

黄有心里迅速盘算了一番，决定将计就计，他装出一副胆小怕事的模样，诉苦说自己早就被抗联逼得家底掏空，巴不得皇军赶紧把他们消灭，愿意亲自带路，他还“贴心”提醒，深山雪深路远，得多带干粮补给才够来回，日军信以为真，带上满满当当的罐头、干粮和烧酒，跟着黄有一头扎进了小兴安岭的茫茫雪海。

进了山黄有放着平坦的近路不走，专挑积雪过膝、人迹罕至的原始林带走，七绕八绕不断拉长行军路程，第一天日军还劲头十足，第二天就陆续有人掉队冻伤，到了第三天，干粮已经耗掉大半，队伍里怨声载道。

日军军官急得拿枪顶着黄有的脑袋质问，黄有就陪着笑脸哄骗，说山里路绕，前面山坳就到密营，转头又把队伍往更深的绝地引，一路上他还有个习惯，一到饭点就凑上去跟日军要罐头饼干，顿顿吃得饱饱的。

日军士兵都笑话黄有贪嘴怕死，觉得这点吃食就能把他收买，压根没起疑心，可他们不知道，黄有是在刻意积蓄体力，同时暗中观察日军的补给消耗，计算着敌人弹尽粮绝的时机。

就这么走了整整五天，三百多日军被彻底带进了林海腹地，四周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原始森林，积雪齐腰深，连条像样的路都找不到，日军的干粮也基本见了底，士兵们冻得手脚生疮，早就没了进山时的嚣张气焰。

黄有看准时机，在一个后半夜趁哨兵打盹，悄无声息钻进了漆黑的树林，他忍着四肢冻伤的剧痛，拼尽全力往抗联密营的方向跑，最终被巡逻的抗联战士救了回去，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让战友赶紧去收拾被困在山里的日军。

后来抗联战士找到这支日军队伍时，大部分人已经冻死在了雪地里，剩下的也冻得奄奄一息，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三百多全副武装的侵略者，没费抗联一枪一弹，就葬身在了这片林海雪原之中。

可黄有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连日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奔波，他的四肢严重冻伤，很快就开始溃烂，当时密营里缺医少药，部队又要紧急转移，黄有坚决不肯拖累大部队，执意留在原地养伤。

组织留下两名战士照顾他，还把仅剩的粮食都留给了他们，可没过多久粮食就吃完了，两名战士外出筹粮时，先后被敌人残忍杀害，1938年3月当抗联部队返回密营时，只发现黄有的遗体静静地靠在窝棚外的塔头墩上，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望着战友转移的方向。

如今林海依旧，白雪年年落，黑土地上的英雄故事不该被岁月尘封，那些冻僵在深山里的身躯，那些没说出口的誓言，都是永不熄灭的火种，时刻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安稳日子，是多少英雄用性命换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