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还剩一只能用的眼睛,他却在这一年主动交出了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权杖。

刘伯承1950年受命筹建这所学院时已经59岁，右眼早在1916年打仗时就已失明，全靠一只左眼撑着办学。到1956年，学院从4个系办到12个系、50个教授会，学员从750人涨到3000多人，教员扩充到1300多人——这份成绩单，是他熬出来的。

熬出来的代价也摆在眼前。1953年他就患上虚脱症，脑力、眼力、旧伤反复纠缠。1956年这一年，他自己形容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尚未好又经近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地破车"。左脑后部和两太阳穴常年胀痛，眼睛一流泪就头昏眼花，天气一变就更难扛。

即便如此，他这一年并没有闲着。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到学院视察，肯定了办学成绩。8月，他连续两次致信学院党委，谈学习苏联经验要和中国实际结合，反对生搬硬套。这时候的刘伯承，脑子还很清醒，只是身体越来越跟不上了。

到了10月，情况明显加重，精力实在难以支撑正常工作。他没有硬撑，而是向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同时主动提出由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副政委钟期光代理政委。这两人都是他多年的老搭档，陈伯钧1950年就进了学院，1955年授上将军衔是刘伯承亲手授的；钟期光同样是1955年授上将，长期担任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军委批准了请假，也批准了这个交接安排。1956年11月6日，刘伯承离开南京，赴上海就医。据记载，临行前他对学院领导感慨，看来今后自己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办了六年学校的人，第一次不得不承认自己撑不下去了。

人离开了，心思却没离开南京。在上海养病期间，他还是隔三差五给学院写信，事无巨细地过问工作。他叮嘱战史系的训练计划要自己动脑子拿主意，不能什么都靠苏联顾问；他还专门提出要组织翻译一本关于原子化学条件下战役战术的书，说这对国防研究太重要了，自己可以帮着校正。

最见分量的是1956年12月26日那封信，两千多字，谈学术研究、谈反对教条主义，写得很认真。可写到落款处，他添了一句"眼花手抖书此"六个字。一个曾经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挨了72刀保住性命的硬汉，此刻提笔写信都要靠这六个字给自己一个交代。

这一年的南京军事学院，还在正常运转。陈伯钧、钟期光按照刘伯承留下的思路把学院带着往前走，战役系首期52名学员也在按部就班地训练，一年后毕业时出了不少将官。刘伯承在上海遥控着学院的方向，人不在南京，学院却没有因为他的离开乱了阵脚。

这大概是他六年办学留下的另一份成绩单——不是靠自己一个人扛到底，而是提前把人和事都安排妥当，退得下去，学院也能接得住。一只眼睛看世界，一封封书信记挂着讲台，64岁的刘伯承用这种方式，给自己一手办起来的学校，交了一份并不轻松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