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引进外资是重要发展手段，早期外资以港澳台资本、日资为主体，美资占比较小。引进外资的核心目标是补足建设资金缺口、引进先进技术管理、吸纳海量劳动力、解决就业，外资始终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服务国内发展。

我国长期参与 GATT 多边贸易谈判，2001 年正式加入 WTO，主动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同时所有开放举措均立足本国国情，依托 WTO 规则中的审慎监管、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掌握政策自主权。

入世相关承诺中，从未规定 15 年内必须全面放开外汇、外资银行、资讯媒体：银行业仅承诺分阶段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外汇仅承诺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开放为长期自主改革目标；文化传媒本就不属于强制开放领域。

发展初期，我国缺乏自主跨境金融清算系统、自主卫星导航体系，核心文化传媒产业根基薄弱，若无管控全面放开，本土产业极易遭遇外资垄断挤压。为此国家主动布局自主基础设施：建成 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降低对 SWIFT 单一体系依赖，守住金融结算主权；建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摆脱对美国 GPS 的技术束缚；同步完善现代化金融监管框架，建立分层分类的文化传媒开放监管制度，平衡对外合作与意识形态、产业安全。

2016 年入世 15 年过渡期结束后，我国完整履行全部入世银行业开放承诺，外资银行准入、业务权限持续放宽；外汇市场稳步推进资本项目有序开放，同时保留适度宏观审慎资本管理工具；文化领域实施有限、可控的对外合作开放，守住本土文化产业与舆论安全底线。

这套 “有序开放 + 底线管控” 的发展模式，有效规避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落入的中等收入陷阱：依靠本土完整产业链、自主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庞大内需市场，避免外资垄断核心产业、跨境资本剧烈波动冲击实体经济，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十多年经济增长培育出超 4 亿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稳定与内需增长的中坚；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保障包括中产在内所有社会阶层有序参与国家治理，经济持续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独特现代化路径。

依托完整自主产业链、独立金融基础设施、广阔国内市场，中国显著削弱了美国依靠美元霸权、金融工具单边掠夺他国经济的能力。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互动深刻影响全球治理，但全球发展趋势是多极化而非简单二元 G2 格局，金砖、东盟、欧盟等多方力量持续崛起，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更加公平均衡的全球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