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冬，北平。

雪落了一夜。

胡同口的馄饨挑子收了，铁皮炉子还在冒热气。一个穿灰布棉袍的男人站在电线杆子底下，棉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线头。他不跺脚，也不搓手，就那么站着。雪积在他肩膀上，他也不掸。

挑馄饨的老赵认得这个人。连着七天了，天天这时候来。不买馄饨，也不问路，就站一会儿，看看对过那个黑漆大门。

那门里住着梅先生。

老赵不知道他等什么。梅老板的戏，票早卖到三个月以后了。这人一身旧棉袍，不像买得起票的。

第八天，门开了。

出来的是梅家管事老周，提着热水壶去冲门前的冰。棉袍男人迎上去，还没开口，老周先说话：“先生，您别等了。梅老板不见客。”

“我……”

“票的事更别提。”

棉袍男人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一块怀表，银壳子，链子断了，用红线绳系着。

“把这个给他。他看了，会见我。”

老周接过去，翻过来看表盖。上面刻着一个字：畹。

梅兰芳的字，畹华。

那年冬天冷得出奇。

戏园子里烧着四个大火盆，台下看客穿着皮袍子，袖筒里揣着手炉。梅兰芳在台上唱《贵妃醉酒》，水袖甩出去，满堂彩。

后台的煤油灯底下，梅兰芳对着那块怀表发愣。他的手还带着妆，指甲套没摘。表针早不走了，停在三点一刻。

“他在哪儿？”

“胡同口。”

梅兰芳没说话。他把表翻过来，指腹摸着那个“畹”字。刻得深，笔画里有垢，擦不掉了。

十四年前，上海。

梅兰芳第一次去上海唱戏，住在法租界。那年他二十六岁，已经是京城的角儿了，但上海人没见过他。头一场《天女散花》，台下坐着的人里，有个姓陈的。

陈先生是做洋布生意的，三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西装口袋上别一支派克笔。连看了七天戏，第八天托人递了帖子，要请梅老板吃饭。

梅兰芳一般不赴这种局。但那天去了。

席上没谈戏。陈先生问的多是些琐事：北平的冬天冷不冷，梨园行的规矩严不严，嗓子怎么护。梅兰芳答得也随意。临走，陈先生递过来一个锦盒。

“梅先生，一点心意。”

打开，是这块怀表。瑞士造，银壳子白瓷面，背面刻好了那个“畹”字。

“您收着。往后在上海，不管什么事，找我就行。”

梅兰芳推辞了两句，收下了。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份人情将来要还的，而且还得那么重。

民国十六年。

梅兰芳遇到了坎儿。银行倒闭，存款折在里头，几万大洋一夜之间成了废纸。戏照唱，但钱转不过来。手下几十号人等着吃饭，债主上了门。

梅兰芳没办法。他想到了上海那位陈先生。

信写过去，三天回电。六个字：

“要多少，哥给你。”

没提借条，没提利息，没说什么时候还。钱直接汇过来了。两万大洋，按当时市价，够在北平买三进院子。

梅兰芳后来才知道，那阵子陈先生自己的生意也紧。那两万大洋，是他押了厂子凑出来的。

过了年，梅兰芳把钱还了。陈先生不收利息，连顿饭都没让他请。只说了一句：“梅老板唱戏，我看了一辈子都值。”

棉袍男人被领进了梅宅的跨院。

屋里烧着炉子，梅兰芳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没上妆，穿着家常的青布夹袄。他比台上瘦，眼窝深，鬓角有了白丝。

棉袍男人站在门口，不坐。

“梅老板……我父亲上个月走了。”

梅兰芳手里的茶杯顿了一下。

“走之前跟我说，别去找您。他说那钱早还了，谁也不欠谁的。”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可他还留着这个。”

棉袍男人指了指那块表。

梅兰芳低下头，把表放在桌上。炉子里的煤噼啪响了一声。

“他葬在哪儿？”

“西郊，万安公墓边上。”

“棺材呢？”

棉袍男人没答。

梅兰芳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打开抽屉。里面整整齐齐码着银元，一卷一卷，用牛皮纸封着。

“拿去。先把坟修了。”

“梅老板……”

“拿着。”

棉袍男人站了很久，手没伸。最后梅兰芳把银元塞进他怀里，棉袍鼓起一块，像揣着什么重东西。

那天晚上，梅兰芳有戏。《霸王别姬》。

台下的看客不知道，台上那个虞姬在舞剑的时候，后台桌上放着一块旧怀表。停了的表针一动不动，像时间从来没走过。

散戏后，雪又下起来了。

老赵的馄饨挑子收了。胡同里没人，地上的脚印被新雪盖住。黑漆大门紧闭，门缝里透出一线光。

那光很淡，像炉火的余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