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武汉失守后的第47天，一个跛脚男人背着黑布包袱出现在重庆朝天门码头。

包袱里装着二百八十块银元。

他的左腿短了一截，走起路来身子往左边塌下去，再撑起来。每一步都像在跟自己较劲。码头上人多，挑夫、难民、卖橘子的婆娘，没人注意到这个跛子。他找了块石头坐下，把包袱搁在膝盖上，两只手按着。江风灌进他的领口，他把包袱抱进怀里，缩了缩脖子。

天黑下来了。他站起来，沿着石阶往上走。五百多级台阶，他走了快一个钟头。

每上一级，好的那条腿先踩实，坏的腿再拖上来。包袱不能离手。他怕摔，更怕包袱离手。走到一半，汗把棉袄浸透了，他在石阶上坐下来喘气。旁边有人经过，看他一眼，又走了。他低着头，只看着包袱。

三天前他还在宜昌。

宜昌城快空了。政府撤了，商铺关了，江边堆着从南京、武汉运来的机器箱子，没人管。他是宜昌邮政局的一个小职员，局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最后一批撤走那天，局长把一个黑布包袱塞进他手里。

“高文山，这是宜昌邮政局金库剩下的现洋，二百八十块。你带走，到重庆交给总局。”

他接过来，掂了掂。沉。

局长看了他一眼，又看他的腿。

“路上不太平，你自己想办法。”

他点点头，把包袱系在背上，走了。

从宜昌到重庆，水路早断了。他走山路，绕恩施，穿武陵山。夜里睡路边，包袱当枕头。白天赶路，包袱捆在胸口。第三天遇到两个逃难的，盯着他的包袱看了很久。他把包袱从胸口解下来抱在手里，绕开了。那天夜里他没睡，坐在一棵樟树下，把包袱搁在两腿中间，背靠着树干，坐到天亮。

走到第五天，左腿残端磨破了。他找了块破布垫着，继续走。走到第七天，磨破的地方化脓了。他在一个镇子上找郎中来瞧，郎中说你得歇着养。他说歇不了。郎中给抹了点药膏，用布缠紧。

“你这条腿走到重庆，怕是保不住。”

他没吭声。付了钱，站起来，身子往左边一塌，又撑起来。

包袱始终没离过身。

走到第十一天，进了重庆界。他在路边茶摊讨了碗水喝。老板娘看他跛着腿，怀里抱着个黑包袱，问他从哪来。他说宜昌。老板娘又问他包袱里装的什么。

他没回答。喝完水，从怀里摸出两个铜板放在桌上。

又走了三天，到了朝天门。

现在他坐在重庆邮政总局的传达室里。包袱搁在腿上，两只手搭在上面。传达室的老头递给他一杯热水，他接过来，没有喝，把杯子放在脚边。

等了一个多钟头，里面出来个人，穿中山装，戴眼镜。他站起来，身子塌下去又撑起来。

“你是宜昌局的？”

“是。高文山。”

他把包袱递过去。中山装接过来，放在桌上，解开黑布。

里面是二百八十块银元，用油纸一层层包着。银元在灯底下泛着青光。

中山装数了一遍。一块不少。

他看了一眼高文山的腿。

“你走了多久？”

“十四天。”

中山装没再问。高文山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是宜昌邮局开的移交清单。中山装接过去，签了字，盖了章，撕下一半递还给他。

高文山把那张纸折好，揣进怀里。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中山装叫住他。

“你的腿……去看看吧。”

他站在门口，身子往左边塌着。没回头。

“看过了。”

说完走了。

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他在路边找了个面摊，要了一碗素面。吃了两口，筷子停了。他把面碗推到一边，从怀里掏出那张移交清单，展开来看。上面一行字：宜昌邮政局金库余款现洋贰佰捌拾元整，如数移交。下面盖着重庆总局的红章。

他把纸重新折好，放回怀里。

面凉了。他把碗拉回来，低头吃完。

站起来的时候，身子往左边塌下去，又撑起来。他沿着重庆的坡坎往上走，没入夜色里。

包袱空了。二百八十块银元一块没少。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史料里没有记载。只留下一行字：宜昌局职员一人，跛足，步行十四日，如数解送库款至重庆。

连名字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