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晚年，列过一份名单：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17个人，排在第一位的人不是他的导师而是父亲钱均夫。


钱学森晚年曾列出一份名单，写下对自己一生影响最深的十七个人。
名单里有十二位教师，包括北师大附中的老师，也包括后来把他带入世界空气动力学前沿的冯卡门。

可排在最前面的，既不是某位名师，也不是某位科学巨匠，而是父亲钱均夫。

这个次序很容易被理解成儿子对父亲的感念。

可若把钱学森的成长、求学和后来承担国家任务的经历连起来看，就会发现，这并不只是亲情上的排序。冯卡门教会钱学森怎样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钱均夫更早做的，是帮助他形成一种判断：知识究竟应该用来做什么，一个人又该把自己的本领放到哪里去。

钱均夫早年就读求是书院，后来赴日本学习教育、历史和地理。
回国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做过教师、校长，也进入教育行政部门。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旧式教育向现代学校艰难转型的时期。怎样教书，教什么书，怎样让学生既掌握新知识，又不失去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这些问题不是书斋里的议论，而是他日常工作的内容。

钱学森三岁随父亲到北京生活。
此后从小学到中学，钱均夫都十分重视学校的选择。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接触到一批强调独立思考、实验训练和人格教育的教师。

北师大附中当时并不把学生训练成只会应付考试的人，几何课重视公理与推理，化学课强调实验，国文课也常把个人读书与国家处境联系起来。

钱学森后来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认为北师大附中和加州理工学院，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个阶段。

父亲没有替儿子讲完这些课程，却把他送进了能遇见好教师的地方。
教育有时最难衡量的，恰恰不是教了多少知识，而是一个孩子在什么年龄，接触到什么样的人，逐渐习惯用什么方法看问题。

钱学森后来对“死读书”很反感，强调知识要理解其来路和用途，这种倾向在少年时期已经出现。

钱均夫对儿子的培养也没有局限在理工科。
他支持钱学森接触音乐、绘画和摄影，也让他阅读中国传统典籍。这样的安排在当时并不显得功利，甚至会被认为分散精力。

可钱学森后来多次谈到，科学创新不能只有严密的逻辑，还需要形象思维和跨越边界的联想。
他认为艺术修养帮助科学家打开思路。父亲早年留下的这条线，后来一直延伸到他的科学方法之中。

1929年，钱学森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最初学习铁路机械。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国防薄弱、工业基础不足的困境中。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变得格外刺眼。

钱学森随后把专业方向转向航空，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赴美学习飞机设计。

战争形势、学校教育、个人兴趣都在起作用。钱均夫的影响，更像一种长期形成的尺度：选择专业时，不只问自己擅长什么，也问国家最缺什么。后来钱学森从航空走向火箭，从理论研究走向工程组织，这个尺度始终没有消失。

到了美国，冯卡门给了钱学森真正的专业飞跃。
他进入高速空气动力学、喷气推进和火箭研究前沿，成为国际知名学者。导师的作用清楚而直接，体现在论文、实验和学术训练中。他没有教过钱学森火箭方程，也没有参与任何一项航天工程，可钱学森面对复杂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开阔视野、工程意识和公共责任，早在专业导师出现之前就已开始形成。

1955年，钱学森回到中国。

此后，他参与建立新中国的导弹、火箭和航天事业，面对的任务远比个人科研复杂。理论、试验、制造、人才和组织必须被连成一个整体。钱学森后来从工程控制论走向系统工程，又关注思维科学和人才培养，这种不断跨越学科边界的能力，与他早年科学、艺术和人文并行的教育经历能够彼此印证。

钱均夫晚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钱学森在北京安顿后，把父亲接到身边共同生活。

1969年，钱均夫去世。那时，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已经完成了关键奠基，钱学森也从归国科学家成为国家科技事业的重要组织者。

这时再看那份十七人名单，父亲排在第一位，含义便清楚了。

导师决定一个人能够攀到多高，家庭最初给予的尺度，却常常决定他为什么攀登，又愿意把抵达之后的一切交给谁。

钱均夫没有站在发射场上，也没有署名火箭工程。
可钱学森一生反复作出的那些选择，从读什么书，到学什么专业，再到回到哪里工作，都能看见父亲早年留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