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人生的最后一战，是剿灭淮南王英布的战争，此战，他发现了一位表现异常英勇的年轻将领——刘濞，也是他的侄子。英布的叛乱更让他觉得异姓王不可靠，最终还是要靠刘家子弟。 然而，等到封赏刘濞为吴王之后，刘邦看着这个英姿勃发的侄子，再想想自己那个懦弱的儿子刘盈，他再次陷入了困惑，想要撤回任命已经来不及了。
平定英布后，刘邦没有直接返回长安，而是绕道故乡沛县。酒喝到兴头，他亲自击筑，唱出那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着唱着又落了泪。此时的他最缺的，正是能替刘家守住远方的人。
不久，吴王的印交到了二十岁的刘濞手里。刘邦却在授印后把侄子叫到面前，盯着他的相貌看了又看，忽然说他有“反相”。话已经出口，任命却无法收回，这场册封从一开始便带着不安。
事情要从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说起。淮南王英布起兵，向东击败荆王刘贾，又渡过淮河逼近楚地。刘贾战死，楚王刘交退守，汉朝东南方向原本并不牢固的防线，突然出现一个大缺口。
刘邦当时已经疾病缠身，北方的陈豨之乱还没有完全结束，韩信、彭越也刚刚被处置。可英布是从秦末乱世里杀出来的老将，熟悉汉军，威望和作战经验都不弱。刘邦不敢把这场仗轻易交给别人，只能再次亲征。
汉军在会甀击破英布主力，英布向南逃亡，后来在鄱阳一带被杀。刘邦也在这次出征中被流箭射伤，回到长安后病情加重，次年四月去世。由此看，这确实是他人生中最后一场亲自指挥的大仗。
就在这场战争里，刘濞第一次真正被刘邦看见。《汉书》留下的记载很简短：刘濞二十岁，以骑将身份跟随高祖，参与击破英布军。史书没有写他斩杀多少敌将，但年纪轻轻便能担任骑兵将领，已经不是普通宗室子弟。
更有意思的是，刘濞与父亲刘仲完全不同。刘仲当年被封代王，匈奴进攻时没能坚守，弃国逃回洛阳，后来被废为合阳侯。父亲因怯战丢掉王位，儿子却敢跟着皇帝上前线，这种反差很难不引起刘邦注意。
战事结束后，刘邦马上要解决刘贾死后留下的空位。原来的荆国位于淮东，连接吴、会稽一带，远离关中，地方情况复杂。那里不能长期无人镇守，更不能交给一个缺少威望、遇事拿不定主意的人。
刘邦的选择其实很少。他自己的儿子多数年幼，太子刘盈虽然已经被立为接班人，在他眼里却性情仁弱，不像自己。刘邦晚年还曾动过更换太子的念头。相比之下，刚立军功、性格强悍的刘濞，正好符合“能镇住一方”的需要。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经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的变故后，刘邦越来越相信天下必须交给刘氏宗亲。可同姓只能保证血缘相近，不能保证一个人掌握土地、军队和财富几十年后，仍然愿意听从朝廷。
汉十二年，刘濞被封为吴王，管辖三郡五十三城。刘邦在拜授王印后产生悔意，只能拍着他的背告诫：汉朝建立五十年后，东南恐怕会有动乱，希望那个人不是你。刘濞伏地叩头，回答自己绝不敢反。
刘濞来到吴国后，很快表现出经营能力。当地有铜山，又有海盐，他招来各地逃亡者铸钱、煮盐，减轻当地赋税，吴国因此越来越富。钱财既能换来支持，也能养兵，一个地方诸侯渐渐有了与朝廷周旋的底气。
汉文帝时期，刘濞的太子进京，与当时的皇太子刘启下棋时发生冲突，被刘启用棋盘击中身亡。刘濞从此心怀怨恨，长期称病不朝。朝廷虽然一度宽免他，但双方的裂痕没有消失，只是被暂时压了下去。
到了公元前154年，汉景帝推动削藩，准备削去吴国的会稽、豫章两郡。刘濞联合楚、赵等诸侯起兵，打着诛晁错的旗号发动七国之乱。从受封到举兵，过去四十多年，刘邦担心的东南动乱终于出现。
这件事真正值得回味的，不是刘邦是否真的会看相，而是他明知刘濞难以驾驭，为何仍要把吴地交出去。原因并不复杂：能力弱的人守不住，能力太强的人又可能失控。刘盈让他担心后继无力，刘濞则让他害怕宗室坐大。
那枚吴王印，解决了汉初眼前的防务难题，却把风险留给了下一代。刘邦看中了刘濞的勇，也察觉到了他的桀骜，只是一个刚建立的王朝没有足够多的选择。很多隐患并非无人看见，而是身处当时，根本找不到毫无风险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