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蒋介石到安徽大学视察，与时任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吵架，蒋介石骂刘文典“像土豪劣绅”，刘文典反骂蒋介石“简直是新军阀”，蒋介石大怒：“看我能不能枪毙你！”刘文典把脚向下一顿：“你就不敢！你凭什么枪毙我！”
1928年12月5日，刘文典终于走出关押他的地方。算起来，他失去自由已有七天。迎接他的不只是家人和学生，还有一项十分苛刻的条件：尽快离开安徽。至此，他主持安徽大学校务的日子结束了。
这场风波之所以闹到如此地步，并非单纯因为两个脾气强硬的人互不相让。事情的根子，还要从11月下旬发生在安庆的一场学生冲突说起。
当时的安徽大学刚创办不久，校舍、课程和管理制度都没有完全稳定。刘文典由北京回到家乡参与筹建学校，负责文学院和预科事务，实际上主持全校工作，师生平时也把他当作学校的主要负责人。
11月23日前后，安徽大学一批学生前往附近的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参加活动，因入场问题与校方发生争执。混乱中，有学生翻墙进入校园，双方随后出现推搡和打斗。原本发生在两所学校之间的纠纷，很快发展成影响安庆教育界的学潮。
学生动手当然有错，学校也不能完全不管。问题在于，当时各方对事情经过说法不一，究竟是谁先挑起冲突，有没有人在背后推动，都还没有调查清楚。刘文典因此主张先弄明白事实，再决定怎样处分学生。
偏偏此时，蒋介石来到安庆巡视。他把学生冲突看成地方秩序混乱和学校管教不严，要求严厉追查。11月29日下午，蒋介石召集两校负责人和学生代表谈话，刘文典也被叫到现场。
蒋介石一开口便指责安徽大学纵容学生闹事，要求刘文典交出带头者，严惩参加冲突的学生。有些记载还提到，蒋介石要求学校查明学生中哪些人具有特定政治身份。
刘文典没有照办。他回答，自己负责的是教书办学，并不掌握学生的政治身份。至于学生冲突，情况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不能未经调查就抓人，更不能为了平息风波，随便找几名学生出来承担全部责任。
话说到这里，两人的分歧已经非常明显。蒋介石认为，校长有责任服从命令、迅速恢复秩序；刘文典却觉得，军政力量可以维持社会治安，却不该越过学校，直接决定学生该不该被开除、逮捕。
刘文典性格本来就直，说话很少留余地。他见到蒋介石时，没有摆出官场中常见的恭敬姿态，也没有一味称呼职务。这些细节叠加在一起，让本已紧张的谈话迅速变了味。
蒋介石指责刘文典不会办学，还斥责他的做派像“土豪劣绅”。刘文典听后也不退让，当面回骂蒋介石“简直是新军阀”。现场已经不是普通的校务讨论，而是公开的言语冲突。
据当时在场人员后来留下的回忆，蒋介石盛怒之下喝道：“看我能不能枪毙你！”刘文典把脚往地上一顿，反问：“你就不敢！你凭什么枪毙我！”这一版本后来被刘文典家人整理的回忆材料采用。
后世有人把“顿脚”说成刘文典飞起一脚踢向蒋介石，还有人加入扇耳光、拔手枪等情节。这些讲法越传越热闹，却缺少可靠依据。较早的当事人回忆只说刘文典用力顿了一下脚，重点仍是两人的激烈对话。
蒋介石随即命令卫士把刘文典带走。刘文典被拘押后，安徽大学师生四处请愿，希望有关方面释放学校负责人。他的妻子张秋华也赶往南京求助，向刘文典在教育界的朋友说明情况。
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随后参与营救。经过几天交涉，刘文典于12月5日获释，但无法继续主持安徽大学校务。第二年，他前往清华大学任教，此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古籍整理和国学研究上。
刘文典并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他性情高傲，说话尖锐，处理校务时也可能显得固执。发生冲突的学生同样不能因为得到校长保护，就把翻墙、打斗当成合理行为。
可是，校长有缺点、学生犯了错，并不意味着掌权者可以不经过调查和法律程序，凭一句命令便抓人。这才是此事在当时引起学界关注，并在几十年后仍被不断提起的原因。
1929年，胡适在讨论人权和法治的文章中提到刘文典被拘押一事。他特别指出，刘文典的亲友只能四处托关系求情，却没有正常渠道对拘押行为提出控告。这件事因此从一次校园冲突，变成了当时知识界观察权力边界的案例。
在我看来，刘文典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他敢不敢骂人，而是他在危险已经逼近时，仍追问了一句“凭什么”。这句话背后，是对规则的要求：学生犯错要拿出证据，校长失职应按制度处理，任何人都不能只凭身份和怒气决定别人的命运。
当然，大学自治也不等于学校可以包庇学生，更不意味着校长永远正确。学校必须承担管理责任，学生也应为不当行为负责。但责任如何认定、处分做到什么程度，都应建立在调查和程序之上，而不是看谁的权力更大、声音更响。
这场争执没有真正的赢家。刘文典失去了职位，安徽大学受到冲击，蒋介石的强硬处置也遭到舆论质疑。它留下的启示并不复杂：教育需要秩序，却也需要边界；权力可以问责，却不能代替规则。一个社会能否容得下“凭什么”三个字，往往比一场争吵本身更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