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京城，小刀会一名女将被凌迟处死，她被五花大绑地捆在木桩上，衣服被扒光，表情极度痛苦，但她断气前，咬掉了刽子手一根手指！
木桩前，刽子手已经举起刀。被捆住的年轻女子满身是伤，连站稳都做不到。就在对方靠近时，她突然抬起头，死死咬住那只伸来的手。民间故事说，随着一声惨叫，一截手指落在地上，她也耗尽了最后的力气。
这个流传多年的故事，主人公叫周秀英。她被后人记住，不只是因为临死前的那一口，更因为三年前，她还是青浦塘湾一个普通农家姑娘，却被一场催粮风波一步步推上了战场。
1852年夏天，青浦受灾，田里的收成很差。知县余龙光仍追征已经获准豁免的钱粮，差役不断下乡催逼，许多农户实在拿不出来。7月6日，周秀英的父亲周立春带着二三百名农民进城报荒，冲突中知县被拉下公堂，左耳也被愤怒的人群咬伤。事情从请愿变成对抗，再也收不回去了。
周立春原是塘湾一带的地保，也是天地会成员。他熟悉乡里，能够联络附近村民，很快组织起一支自卫队伍。周秀英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地方记载没有留下她确切的出生年份，却明确记下她勇敢善战，后来还流传出“大红裤子小紧身，手提大刀百廿斤”的歌谣。
歌谣难免带着夸张，但塘湾桥一带确实发生过激烈战斗。桥面狭窄，大队官兵很难展开，熟悉河道和乡路的村民据桥抵抗。周秀英站在队伍前面，手持大刀迎战。百姓把她的刀法称为“开四门”，红衣、大刀、石桥，从此成了她最鲜明的形象。
1853年春，太平军攻下南京，江南各地的反清力量迅速活跃。周立春与嘉定“罗汉党”、上海小刀会相互联络。到当年9月，起事者攻占上海县城，并一度控制嘉定、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等地。参加者既有乡村农民，也有城市会党成员，各自的来路和打算并不完全相同。
这一点很关键。小刀会看上去声势很大，内部却不是一支训练统一、号令一致的正规军。各帮派靠共同目标暂时聚在一起，打顺风仗时能够迅速扩张，一旦外围县城接连失守，粮道又被切断，原先隐藏的矛盾便会慢慢冒出来。
清军很快展开反攻。嘉定失守后，周立春在巷战中力竭被俘，随后被押往苏州处死。父亲遇害的消息传来，周秀英没有退回乡间，而是与徐耀等人带着剩余队伍进入上海县城，被小刀会将士推举为女将。
此后的十八个月，对她来说几乎没有真正安稳的时候。清军从城外不断施压，又修筑围墙，截断人员和物资进出。城里的粮食、药物、火药越来越少，守军不仅要面对进攻，还要承受饥饿、伤病和内部不和。
外国势力最初声称保持中立，后来态度逐渐改变。1854年12月，法国方面公开与小刀会交战。1855年1月6日，法军配合清军进攻上海北门，炮火直接打向城墙和防守阵地。虽然这次进攻没有立刻结束战斗，却进一步压缩了守军的活动空间。
上海县城的形势从这时起迅速恶化。粮食运不进来，伤员得不到救治，普通百姓也在逃难。小刀会内部本来就由不同帮派组成，长期围困之下，离心和争执更加明显。个人再勇猛，也不可能靠一把大刀补上粮草、兵力和武器上的差距。
到了1855年2月，县城已经很难继续守下去。农历正月初一，也就是2月17日，小刀会决定突围。队伍冲出城门后边打边撤，清军紧追不舍，刘丽川、徐耀和周秀英等人陆续陷入虹桥附近的激战。周秀英那时不过二十岁上下。
关于她最后一程的故事，此后在江南越传越广。人们说她负伤被俘，遭到审问和酷刑，却始终不肯供出同伴。行刑时，她被捆在木桩上，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仍在刽子手靠近的一瞬间咬断了对方的手指。
这段故事之所以能流传下来，不只是因为场面惨烈。普通百姓记住历史，往往不是靠官府文书和一连串日期，而是靠一个能够说明人物性格的动作。一个已经失去武器、同伴和退路的年轻女子，仍不肯完全任人摆布，这比一份冷冰冰的战报更容易刻在人心里。
如今流传于青浦白鹤一带的“小刀会传说”，正是在真实历史事件的基础上，通过歌谣、说书和乡间讲述一代代保存下来的。周立春、周秀英父女的形象，也在这些故事中逐渐变得清晰：他们不是天生的将领，而是被灾荒、催粮和冲突推上前线的普通人。
周秀英的命运，不能只用“女将勇猛”四个字概括。她走上战场，背后是灾年里的强行催粮，是基层官吏对民间疾苦的漠视，也是乡村矛盾长期积累后的爆发。她后来困守上海，则说明个人武艺再高，也挡不住粮道断绝、内部松动和外部武力介入。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真正有分量的地方，并不在刑罚有多残酷，而在一个普通姑娘为何会被时代推到那一步。周秀英没有留下显赫的地位，也没有等到胜利。她留下的是一种很朴素的尊严：人可以被打败，却不一定会在恐惧中低头。正因为如此，塘湾桥上的红衣身影，才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讲述中留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