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陈毅作为上海市长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主动从豪华的北京饭店搬出来，把房子让给傅作义将军，自己住进了陈旧的小平房。他还代表上海市赠给傅作义两辆小汽车。部队议论纷纷，说：“凭什么腾房子，送汽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几个月后，他赶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于9月21日开幕，9月30日闭幕。9月27日，大会通过决议，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当时，各地代表陆续进城，住房安排十分紧张。陈毅原先被安排住在条件较好的北京饭店。警卫人员刚把行李安顿下来，他便让人重新收拾东西，准备搬走。
新住处在中南海，是一排多年没有认真修整的小平房。屋内家具简单，生活条件远不如饭店。身边工作人员忍不住询问，原来的房间究竟让给了谁。
陈毅没有绕弯子，直接说，让给傅作义。
这不是临时起意，更不是单纯讲客气。在陈毅看来，自己长期在部队生活，条件好一点、差一点，都不会影响工作。傅作义的情况却不同，他刚从旧阵营转到新中国建设的队伍中，外界有许多人正盯着共产党怎样对待他。
1949年1月，北平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古城没有经历大规模攻城战。北平城内的百姓、建筑以及双方官兵，因此避免了更大损失。和平解放北平，也为后来一些地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提供了重要影响。
到了9月，傅作义的影响仍在发挥作用。
9月19日，也就是政协会议开幕前两天，董其武等人在傅作义的影响和帮助下宣布绥远起义。傅作义过去的部下看到他的选择，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道路。对陈毅来说，这比一间客房、两辆汽车重要得多。
傅作义参加政协会议时，是受到邀请的重要代表。9月23日，他还在大会上发言。此时的会议不仅要讨论新中国的国名、国旗和政府组成，也要向各界表明，新中国愿意团结一切愿意走和平道路、参加国家建设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毅把房间让出来，传递的就不只是生活上的照顾。
他要让傅作义看到，共产党看重实际行动。只要对和平解放、减少伤亡和国家建设作出贡献，就会得到应有的尊重。更重要的是，这种态度还会通过傅作义传到其他仍在观望的国民党将领那里。
后来，陈毅又以上海方面的名义赠给傅作义两辆汽车。汽车在当时十分紧缺，不只是代步工具，也关系到工作和社会身份。正因为礼物不轻，部队中的议论才越来越多。
开国大典结束后，陈毅回到上海，看到不少反映意见的信件。有些人认为，对傅作义的照顾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还有人觉得，真正有功的应该是前线将士。
陈毅没有简单批评大家觉悟不高，因为他知道，这些意见来自多年战争留下的感受。很多人亲眼看着战友牺牲，对过去的国民党将领存在情绪，并不奇怪。
但他也清楚，这个问题如果讲不透，干部就容易把国家大事算成一笔生活待遇的小账。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陈毅把话说得很直。他提到，傅作义通过广播发表讲话后，对其他部队产生了影响，长沙方面有两个军参加起义，减少了继续交战可能带来的伤亡。
他随即反问在场的人：谁要是也能劝动两个军放下武器、停止作战，别说让一间房，送更多汽车也值得。
会场安静了下来。
陈毅真正想讲的，不是傅作义应该享受多少待遇，而是战争到底应该怎样结束。攻下一座城市，可能要付出成百上千名战士的生命；争取一支部队和平转变，却可能少打很多仗。
房子旧一点，可以再修；汽车送出去，还能再生产。人的生命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笔账不能只看表面。
干部战士看到的是傅作义得到了一间房和两辆车，陈毅看到的却是这些安排可能换来的信任。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感受到尊重，就可能带动更多旧部选择和平；更多部队停止抵抗，前线战士就能少流血，普通百姓也能少受战火之苦。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上海刚刚解放，工厂、金融、交通和商业都需要尽快恢复。全国许多地方也在等待接管。光靠军队打下来还不够，还需要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技术人员以及原有机构中愿意服务人民的人共同参与建设。
陈毅很早就意识到，胜利以后最怕出现一种情绪：觉得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别人都不值得信任。这样的想法看似痛快，却不利于安定社会，更不利于恢复生产。
因此，他借傅作义这件事提醒干部，原则不能放弃，胸怀也不能太窄。对过去有过不同经历的人，要看他现在做了什么，看他的行动是否有利于人民，而不能只盯着原来的身份。
那场会议之后，许多人渐渐明白，陈毅让出的不是一张床，送出的也不仅是两辆汽车。
他是在用看得见的诚意告诉各方：只要愿意停止内战、走向和平，就有机会参与新中国的建设。这样的态度，比几句口号更有分量。
真正的胜利，不只是让对手失去抵抗能力，还要让更多人愿意放下武器、接受改造、参加建设。陈毅愿意住进旧平房，不是忽视前线将士的功劳，而是希望通过更少的代价，让更多战士平安回家。
房间可以让，汽车可以送，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却不能拿来赌气。这才是陈毅当时一定要把这笔账讲清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