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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磨人的。10团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一方面，冀东那边老根据地一直吸引他们往回跑；另一方面，部队思想上对组织处理高志远的方式，多少有意见。你让这样一支队伍孤零零地在平北打游击，本身就有点强人所难。人一少，战斗力就打折，战斗力一打折，士气就更低，恶性循环。

萧克也知道10团问题多，一直头疼，却一时拿不出特别好的办法。程世才这一开口，他反而感觉是个机会：既然你愿意去平北，那干脆给你多一点“家底”，让你带着第7团一起上，把平北那摊事真正打开。

从纸面上看，这个安排挺英明：有顽强的7团，有基础但散漫的10团，再加上程世才的指挥能力，如果能咬住牙在平北扎下一个根据地，那冀热察挺进军的战略空间就会立马大不少，平西的压力也能分担些。萧克对他是有期待的。

问题是，战场环境不按理想走。平北一带日伪军的势力本来就很强，交通线重要，敌军自然投放的兵力多。10团几乎没有像样的根据地，7团虽然人马齐整一点，可到了那种缺粮、缺枪、缺地盘的环境里，也得跟着打游击。游击战并不是简简单单“打了就跑”那么风光，背后的问题一大堆：补给困难，周旋空间有限，和地方党组织、群众关系也要从头来做。

换句话说，给你两个团，你要在敌人势力强、自己基础弱、补给又跟不上的地方生生造出一个根据地来，这本就是硬任务。

程世才虽然能打，却不是神仙。在敌强我弱、没有稳固后方的条件下，7团最终没能在平北站住脚，不得不退回平西。这次尝试，从战略设想上讲是对的，从执行结果上讲，是失败的。

敌人可不会因为你撤回来就算了账。他们很快顺着线索追到了平西。那时候，萧克手里能独当一面的老将，其实就程世才这么一个了。他只能再次把主力交给他，让9团出击，挡住敌人的追击。

这一次，程世才照样没怵，跟敌人连打了好几天。双方都伤亡数百人，按照当时我军火力、兵力都严重吃亏的情况下，能把敌人打退，而且伤亡比打到了接近一比一，说实话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战报送上来，萧克的反应却是——不满意。他认为战术运用不当，伤亡过大，火气上来了，当面批评程世才。

从纯粹战术的角度看，萧克的要求也并非毫无道理：作为一军之长，他必须在意每一分兵力的损耗。只要有其他可能的战术选择，就得追问能不能用更小的代价赢得相似的战果。这种严苛，是很多高级指挥员的共同特点。

但别忘了这层现实：在当时那种敌我态势下，换另一个人来指挥这仗，很难保证结果比程世才更好，甚至有可能连胜利都捞不到。对一个习惯在前线拼命又刚刚经历了平北受挫的指挥员来说，“打赢了还挨一顿批”，心里的挫败感就又翻了一倍。

这一回，他没有再争论太多，选择了最干脆的方式——离开。程世才很快就告别平西，回到了延安。

他走了以后，萧克手底下真正意义上“能打硬仗的老将”基本就没有了。冀热察挺进军本来就处在敌强我弱、补给困难、根据地基础薄弱的境地，如今又少了个尖刀人物，处境雪上加霜。

接下来几年，冀热察挺进军的形势越来越艰难：天上是敌机，地上是日伪军和伪政权，周边又有其他根据地在分散敌人注意力，却也分流了上级能给的资源。平西的山沟里，挺进军艰难支撑，既没有打出当初设想中的“第二个晋察冀”，甚至连自身生存都成了问题。

最终，到了1942年春节，番号被正式撤销。这支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部队，就这样在组织结构上被“并入”到了别的序列里。很多老兵只是被通知换个番号，换个隶属，继续打仗；而对萧克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他这几年的经营，在组织层面，被认定为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程世才那边，回到延安以后，先后在抗大、延安党校等单位任教、做干部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又重新走上作战部队岗位。平西那两年，对他来说，既是证明过自己、也一次次碰壁的阶段。等到晚年他写回忆录时，平西经历被他几乎一笔带过，这种“带过”，有时候比大段的叙述更能说明问题——他不愿多提，也不知道该怎么提。

萧克晚年同样写了自己的回忆录。他在平西带过三年冀热察挺进军，按常理说，这么长时间，故事肯定不少。但翻开那本书，你会发现，这段经历也只占了短短一章，没有太多铺陈。他既没有刻意粉饰，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检讨，只是平实地把一些关键情节写出来，然后就翻页了。

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因为这段历史不重要，而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段不好“讲”的历史：目标定得很高，客观环境恶劣，内部人事安排上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一路走下来，有成功的仗，也有失去的战机，有正确的判断，也有不免带有局限性的选择。最后，兵强马壮的冀热察挺进军，落得个番号被撤销的结果，对两个都把自己一辈子交给战场的人来说，终归是一种深藏心底的遗憾。@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