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谢觉哉去世，妻子王定国找到中央：我是什么级别，就住对应标准的房子。
其实，在谢老病重的那段日子，王定国心里就记着这件原则事，只是丈夫卧病在床，她没空去跟组织沟通。
那几年，谢觉哉的身体时好时坏，医院成了两人常待的地方，她整日守在病床边，按时喂药、擦拭身体，偶尔说些外面的小事宽慰丈夫。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永远离开了家人，偌大的院子一下子冷清下来。
吊唁的人送来不少花圈，哀乐在院里一遍遍响起，可王定国心里反复想起谢老生前提了无数次的话：“追求虚排场没有意义，一家人能吃饱穿暖，踏踏实实过日子就是最好的生活。”
整场丧事办得十分简朴，这既是谢觉哉生前留下的嘱咐，也是全家人一致的想法。

送走所有前来悼念的亲友，王定国独自坐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翻出谢老早年写下的家书。信里反复叮嘱子女，不许借着长辈的身份谋求特殊照顾，生活上不能占公家一分一毫的好处。这些文字她看了几十年，丈夫走后，这份家训在她心里变得格外清晰。

按照当时干部管理的相关规定，正部级干部离世后，家属可以继续居住原有住房，配套的专车、工作人员也能照常使用。身边不少一同走过革命岁月的老战友都劝她安心留下，大家都清楚她十五岁参加革命，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辈子吃苦奉献，享受这些待遇合情合理。

可王定国心里分得明明白白，这座带院落的住宅，还有配套的后勤保障，都是组织依照谢觉哉的职务级别分配的公共资源，和她本人的资历职级没有关系。
她早年投身红军，三过雪山草地，建国后先后在内务部、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文职工作，档案核定的职级有对应的住房标准，远达不到这套四合院的规格。

丧事处理完没几天，她换上洗得发白的旧外套，带着自己的履历档案主动前往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见到她，第一时间询问她晚年生活有没有困难，可她开口第一句话，只想弄清楚自己的行政级别，同时申请组织按照核定标准，重新安排合适的住处。

在场工作人员十分意外，那个年代不少人会主动向组织争取更高待遇，主动提出降低标准、退回超额住房的，王定国是少见的一位。工作人员多次劝说她多考虑自身年纪，换小房子生活会多有不便，她却始终态度坚定。

她跟在场工作人员说出心里话，住房、公车这类物资都属于国家公共资源，只能按照个人工作职务的实际需求分配。谢老已经离世，她不能靠着遗属身份继续使用超出自身级别的待遇，守住丈夫留下的简朴家风，也是一名老红军必须守住的底线。

这件事后来上报给周恩来总理，总理听完整件事十分敬佩她的觉悟，当即安排工作人员仔细核查王定国完整革命履历与职务档案，明确要求所有住房、后勤待遇，全部依照她本人的级别标准落实，不会因为她是谢觉哉夫人就放宽规格。

1973年，王定国正式搬出居住多年的四合院，搬进一套六十平米左右的普通单元两居室。她主动退回专车、专职司机与秘书，日常出门靠公交代步，买菜、打扫家务全部自己动手。
同楼栋的邻居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位衣着朴素、做事利落的老太太，是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家属。后来有人得知她的身份，替她觉得委屈，她只是笑着回应，房子只是用来落脚休息的地方，不用拿来撑场面，不搞特殊化，内心反而更安稳。

往后几十年，王定国一直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离休之后也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她四处奔走帮扶革命老区建设，自费推动长城保护、防沙治沙相关工作，直到百岁高龄依旧牵挂百姓生活，一辈子都在践行不谋特权、一心为公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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