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荒唐的禁令出台了。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告诉本国科学家：从今往后，中国的研究机构和人员，一个都不许碰。

2026年7月8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一封“致同仁信”在官网宣布了这项新政。从新财政年度起，任何接受NSF资助的科研项目，都不得与美国政府认定的“受限实体”及其雇员开展合作。

申请项目时，机构和研究人员必须完成合规认证，确认合作对象不在限制名单上，机构本身也要负责监督和报告违规行为。

所谓“受限实体”，来自美国商务部、国防部、财政部等多个部门维护的清单，覆盖了数百家中国机构。这里面既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防七子”院校，也有大量国家实验室和科研院所，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也陆续被列入。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暂时不在清单上，但这种“遗漏”能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准。昆山杜克大学前执行副校长西蒙就直言，NSF的政策给了政客一个开放舞台，可以把任何人随时塞进禁止合作名单。

禁令的严苛程度远超以往，机构层面，NSF的拨款不得以任何形式资助与受限实体的合作研究，跟相关实体的雇员个人合作也不行。

个人层面，受NSF资助的“高级”或“关键”人员，不得在受限实体担任任何职务，不得接受受限实体提供的研究资助，更不能就NSF资助的研究与受限实体及其雇员进行任何合作。美国《科学》杂志的评论一针见血：NSF彻底放弃了此前试图平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的做法，走向了全面禁止。

这项新规还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计划202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但麻烦不止于此。白宫管理和预算局5月底抛出了一份影响更大的提案，试图为所有联邦资助项目建立统一标准，直接禁止拨款用于与中国等“重点关注国家”开展任何研究合作，如果这个“统一标准”落地，中美科学合作将面临全面中断。

禁令一出，美国科学界炸了锅，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彼得·米克尔森直言，NSF这项政策加上可能出台的OMB新规，对美国科学“绝对有百害而无一利”，他曾组织数百名斯坦福教职员联名抗议类似的限制法案，虽然没成功，但反对的声音一直没停。

追踪联邦研究政策的大学联盟COGR指出，NIH和NASA等机构已经在限制受资助者与外国科学家合著论文，连“共同署名”都可能被视作越界。

可政客们不这么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大加赞赏，称NSF此举“值得称赞且合乎常理”，还敦促其他联邦机构赶紧效仿。一边是科学家在喊“这会毁了我们自己的科研”，一边是政客在喊“太好了就应该这么干”，这场面，似曾相识。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额约占美国高校基础研究领域政府拨款的三分之一，禁令一旦实施，数以百计的中国科研机构将无法参与NSF资助的国际合作项目。更麻烦的是“寒蝉效应”，NSF掌握了经费分配大权，它的态度会让美国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对华合作的意愿整体降低，连那些没被列入清单、跟NSF无关的合作项目也会被波及。

数据和事实摆在那里，2025年11月，美国昆西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美国掀起的“安全化浪潮”导致2017年至2024年间中美合作论文数量下降了20%，但这并未减缓中国科学的整体崛起速度，中国在全球科研质量和影响力排名中仍在持续攀升。

报告直言，通过推动“科研脱钩”来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完全是痴心妄想。与中国脱钩只会给美国自己带来沉重的代价。

有在美国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说，这几年美国对华科研限制和政治氛围，已经让很多中国学生不愿意去美国做博士后了。

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的刘少山分析得更直接：美国科研政策正从科技发展主导转向国家安全主导，这会在科研体系里筑起两堵墙，一堵是“人才墙”，靠国籍和机构背景限制科研人员，只会缩小人才来源、削弱美国吸引顶尖科学家的能力，另一堵是“合作墙”，科学进步靠的是交流、验证和扩散，切断合作只会放慢技术突破和产业化的速度。

总之，这场关于“能不能合作”的争议，表面看是安全问题，底下全是政治问题。谁有资格把正常的学术交流定义成“威胁”？谁在掌握“安全”与“危险”的尺子？为什么同样的科研合作，以前没事，现在就成了“风险”？同样一块数据、同样一篇论文、同样一个实验室，以前可以分享，现在碰都不能碰，变的从来不是科学本身。

NSF的禁令还在征求意见，10月1日之前还有变数，7月15日的国会听证会会给出什么信号，也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当一个国家开始害怕跟另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讨论问题的时候，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实验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