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打响的"捉蒋"第一枪,枪手叫王玉瓒。

他是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那一枪打在二道门,击中的是蒋介石的侍卫长钱大钧。这一枪没打死人,却给张学良出了个大难题。

钱大钧不是普通侍从。他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国民党军政系统里数得上号的人物。伤没要命,人却记仇——这种人留着,以后必定是麻烦。

王玉瓒是张学良的心腹,亲手开的这一枪,等于把钱大钧得罪到了骨子里。西安事变收场的时候,张学良自己也身陷囹圄,再没能力护住手下这些人。据说他在离开前,给了捉蒋有功的将领一笔安家费,示意他们尽快脱离军营、各自散去。王玉瓒后来辗转到了贵州。

立功的人,反而成了最需要藏起来的人。

同一晚参与捉蒋的,还有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他是张学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部长,西安事变里同样是关键人物。可这个人后来的路,走得比谁都拧巴。1937年"二二事件"里,他派人枪杀了东北军将领王以哲；抗战最艰难的年份,他投靠汪伪政权,做过山东伪保安副司令；1945年又调头投国民党,当年冬天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宽大处理,活到2000年,91岁。

同样是捉蒋功臣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命运截然相反。他后来组建热河先遣军抗日,暗中联络重庆准备反正,1942年被日军特务机关侦知,遭人下毒,全身浮肿而死。十八团团长刘桂五,1938年在内蒙古与日军血战阵亡,首级被日军割去,国共两党共同为他公祭。

一个华清池的清晨,几十个人同时按下了各自命运的开关,往后几十年,走出了几条完全不同的路。

105师师长刘多荃是捉蒋行动的总指挥,他后来在"二二事件"后处置了地下党员高福源,也处置了自己人于文俊。抗战末期他转向,1948年底举家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香港通电起义,后来当上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85年在北京病逝。同为参与者的旅长唐君尧就没这么幸运,几经辗转,1948年在沈阳被俘,后又只身去了香港,1967年病死异乡。

西北军警备二旅旅长孔从洲当年负责在西安城内抓捕蒋介石的随从大员,1946年率部起义,建国后做到炮兵副司令员,1991年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

而这一切的另一头,是张学良自己付出的代价。他亲手把蒋介石送回南京,换来的是十年刑期和终身"严加管束"。从南京到浙江溪口,再到贵州、台湾,辗转关押了54年,直到1990年才重获自由,晚年定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病逝,享年101岁。杨虎城的下场更惨烈,被囚多年后,1949年在重庆遇害,家人同时罹难。

同一场事变,同一个清晨的选择,几十个人各自付出了不同的代价。开枪的人躲进了贵州的山里,被开枪打中的人活了下来继续做官,而下令兵谏的两位将军,一个被囚禁半生,一个没能活着看到新中国。历史没有给谁写好剧本,谁都是走一步算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