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又不顾众人的劝阻，坚定地对地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站在她面前的牙医愣住了，手里的器械差点掉在地上，他见过许多病人来拔坏牙，却从没见过一个人主动要把好牙都拔光，何况眼前这人，是医院里有名的传染病专家。

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作为一名专攻传染病的医生，陈菊梅长期与肝炎病毒“近距离接触”，她每天的工作就是与病毒样本打交道。

普通人牙龈出血是小事，但对于她来说这样的小隐患却可能带来致命后果，牙龈一旦出血，接触感染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一旦感染自己，个人的生命暂且不论，整个研究项目也可能被彻底中断，陈菊梅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她的结论很简单：“为了研究，为了病人，这些牙齿必须拔掉。”

她的想法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丈夫得知后一脸震惊，直接劝她，医院的同事们也纷纷劝阻，面对大家的关心，陈菊梅却态度坚定。

她的理由再清晰不过，只是别人一时难以理解，对于一个拼尽全力救治更多患者的人来说，她早已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

终于，特殊的拔牙手术如期进行，当陈菊梅躺上牙椅时，现场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医护人员，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平日里敢拼敢干的女医生，这次会不会动摇。

但事实证明，陈菊梅的决心比任何人想得更坚定，手术开始了，牙齿一个接一个被拔下，每一次牙钳的用力都伴随着细微的咯吱声。

鲜血从她的嘴里不断流出，护士一遍遍地用棉花擦拭，她咬着麻醉带带来的异物感，紧紧抓着扶手，指尖因为用力甚至泛白，但全程一声没吭。

两个小时后，健康牙齿被彻底拔除，而她的脸上却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嘴里还带着麻醉的腔调说：“好了，没事了。”医生和护士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

术后的恢复期比谁预想的都更加痛苦，没有了牙齿，她只能靠流食维持身体，营养不足让她的体重迅速下降，原本瘦小的身体愈发单薄。

为了帮她补充营养，同事们在粥里偷偷加入了营养粉，陈菊梅发现后，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样也挺好，减肥都不用费心了。”

虽然说得轻松，但她必须重新适应没有牙齿的生活，她知道自己说话漏风会让人听起来有些别扭，她就特意放慢语速，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楚发音，确保患者和家属听明白。

其实，拔牙只是陈菊梅人生中的一件“小事”，在医学道路上，她始终选择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她就选择了传染病防治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传染病肆虐，肝炎让许多人丧失了生命，由于医疗条件极其落后，许多壮年人因为肝炎扔下家庭撒手人寰，陈菊梅在无数次痛苦的目睹中发誓，一定要找到战胜肝炎的方法。

1960年，她带着博士学位，立刻投入到了对肝炎的研究当中，当时302医院的条件极其简陋，实验室设备匮乏，能用的材料有限，研究却不能因此停滞。

陈菊梅和团队不得不依靠最原始的方法，一点点积累数据，用耐心弥补器材的落后，超负荷的工作几乎成了她的日常。

拔牙后的生活虽然充满不便，但她始终投入在与肝炎病毒作斗争的过程中，一段时间后，她带领团队逐渐攻克技术难题，终于成功研发出了国内第一套“乙肝五项”检测法。

这种方法让肝炎的诊断效率前所未有地提高，成了之后传染病防治的标准化工具。

当肝炎的破坏力逐渐被遏制下去时，她却并没有放下手头的研究，那些为了研究而不断向前推进的日夜中，她对自己的选择一刻也不曾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