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名伪军师长派人送给粟裕两包烟，粟裕疑惑地拆开烟盒一看，里面竟藏了一张纸，纸上的内容让粟裕吓出冷汗，他立即下令：“全军集合！”
 
1942年10月，江苏如东南坎的海边还飘着潮气，一处不起眼的民宅门窗紧闭，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正开到紧要处。
 
粟裕伏在桌前对着地图，和在场的旅团指挥员、地方党政干部敲定反清乡的具体方案，屋外布了三层警戒岗，河道上还有巡逻小船往返巡查，按常理外人根本挨不到会场周边。
 
就在这时，警卫排长轻步走进来，俯身在粟裕耳边低声说了两句，手里攥着两包用糙纸裹着的香烟，说是一个扮成货郎的人托岗哨转交的，只说给粟司令，放下东西就走了，没留姓名。
 
粟裕愣了愣，他平时很少抽烟，更没人用这种蹊跷的方式递东西。他当着身边几名核心干部的面拆开烟盒，拨开上面的烟卷，指尖很快碰到一张折得极小的薄纸条。
 
展开纸条扫了一眼，粟裕的动作猛地停住，他抬眼扫过全场，声音压得很低却没有半分迟疑：
 
“会议立刻中止，所有电台马上关机静默，不准再发任何信号。参谋处立刻调派骑兵，分四路去追已经动身返程的干部，告诉他们原定路线绝对不能走，马上改走偏僻乡道分散转移。另外通知驻地所有部队，一刻钟内集合完毕，撤出当前位置。”
 
在场的人都愣了神，直到纸条传下去，大家才看清上面的内容：日伪已经掌握南坎会议的全部信息，参会人员的返程路线也全数泄露，两个日军大队加两个伪军师已经在沿途设下埋伏，打算等会议散场后围歼所有参会的新四军干部。
 
纸条末尾没有署名，只有一个事先约定的暗记，是根据地敌工部和内线联络的标记。没人能想到，这份救了一整批指挥骨干的情报，出自时任汪伪第七师中将师长施亚夫的手。
 
施亚夫是潜伏在伪军内部的地下党员，当初汪精卫在苏北扩编伪军，他靠着连夜编造的八千人马花名册，骗过了汪伪派来的特派员，顺利拿到中将师长的委任状，一直借着合法身份悄悄给新四军传递军事情报。
 
这次日军驻南通司令官小林信男召集伪军高层开秘密军事会，当众拿出特高课送来的密报，把新四军在南坎开会的事说得一清二楚，连每个干部返程走哪条路都列得明明白白，计划等会议结束就沿路设伏，把苏中新四军的指挥层一锅端。
 
施亚夫心里咯噔一下，他清楚南坎会议的保密级别，日军能拿到这么详细的信息，只能是新四军内部出了奸细。
 
他故意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指着地图说南坎一边靠江一边临海，是个易被包围的死地，新四军指挥官绝不会选这么危险的地方开会，多半是情报不准。
 
小林信男当场沉了脸，说情报是安插在新四军内部的特工送出来的，绝对不会有错。施亚夫嘴上连忙赔罪附和，心里已经坐实了内奸的判断。
 
散会回到驻地，施亚夫一刻都没耽搁，躲进办公室拿出最薄的棉纸，写下关键情报折成细条，塞进两盒老炮台香烟的烟卷中间，再把烟盒原样封好。
 
他叫来最信任的副官，叮嘱他扮成走货的商人，绕开日军检查站走小路，务必在第二天天亮前把这两盒烟交到南坎的新四军岗哨手里，全程不能跟任何人提里面的东西。
 
副官连夜赶路，绕了三十多里土路，总算赶在日军行动前把烟送到了会场外围。粟裕的命令下达后，整个会场和驻地立刻动了起来。
 
所有电台当即关停，避免日军通过信号定位会场位置；十几名已经出发的地方和军队干部，被骑兵通讯员在半路上逐一截住，临时改道走了偏僻的村庄小路；驻守部队带着文件和物资，悄无声息地转移到几里外的备用驻地。
 
等到第二天日伪军扑向会场和沿路伏击点时，到处都是空的，小林信男筹划的围歼计划彻底落了空。躲过这场危机后，粟裕和叶飞立刻组织排查泄密源头。
 
参会干部都是经过审查的骨干，嫌疑很快缩小到电台部门，经过核查，一名报务员的发报记录有明显异常，经常在非工作时段发送不明加密信号。
 
经过审问，这名报务员承认自己是日军特高课安插的间谍，会议的时间、地点还有干部的返程安排，全是他偷偷泄露出去的。
 
查实情况后，这名内奸被依法处决，根据地的电台系统也随即完成整肃。
 
送出这份关键情报后，施亚夫没有暴露身份，但日军还是对他起了疑心，没过多久就以整编为名，把伪第七师并入伪第三十四师，削去他的师长实权，只安排了副参谋长的闲职。
 
施亚夫将计就计，借着新职务继续收集日伪的清乡部署，还配合党组织派来的同志，在伪军内部发展进步力量。
 
1944年1月，在确认日军准备对自己下手后，施亚夫按照预定计划率部起义，正式回到了新四军的队伍中。
 
这场藏在香烟里的情报，救下了苏中根据地一大批核心指挥人员，也直接打乱了日伪第一次大规模清乡的开局部署。
 
在整个苏中反清乡斗争中，还有很多像施亚夫这样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工作者，靠着隐秘的方式传递消息，成了抗日战场上一道看不见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