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柏林岁月 三

两年以后，我从清华得到部分奖学金。清华是用罗斯福退回的庚子赔款创办的。我哥哥因为不满亚拉巴马专科，也转到欧柏林来。我俩都半工半读。

欧柏林学堂的水准在一般的同级学校之上。学堂本身有一千名学生。此外，音乐学院有四百名学生，神学院有四百名学生。学生人数占全镇人口一半。如果再加上老师和他们的家属，可能占镇上人口的三分之二。校区和校舍都很精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都很合乎我们的理想。

欧柏林学堂的理想是自由教育。说明白一点，就是要使其学生成为一个品行好、学问棒的基督徒。因为学校注重宗教，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宗教活动。当时的美国大学，希望每个学生都是基督徒，至于学问还在其次。但欧柏林却是二者并重的。

在欧柏林学堂，我首次开始学自然科学。霍莫兹（Holmes）教我化学，布丁顿（Budington）教我生物学，葛威尔（Grover）教我树木学和进化学。他们三位都是杰出的教授。

欧柏林的老师不再要我死记课文，不再要我使用演绎法和孔夫子的格言，他要我多用眼睛多用手。要我在显微镜下研究试管中的微点。要我观察我所能看到的东西，不要忽略所观察到的事实。训练我观察要仔细，提出报告要客观。经过这一番训练，物质对我又有了新意义。科学方法也成了一个新发现。

我对这种新方法的反应如何呢？虽然科学研究在开始时困难，但我很快上了道。我衷心羡慕这种教育方法。这些课程我都学得不错，甚至霍莫兹教授劝我主修化学，布丁顿教授劝我主修生物学，葛威尔教授劝我主修植物。

在欧柏林的其他中国学生，大部分均较我年长，中文也较我好，但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实验室工作困难。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大学中，却有许多中国学生，学自然科学或是学机械工程。他们有些是因为兴趣所在，有些则是依靠意志去克服困难。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西方科学和技术。有些人甚至以为：中国只需要科学和技术。

我曾力主科学和技术。我必须说明，我的主张并不是人人赞同的。当时在康奈尔和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胡适博士就是其中一个。他主张：中国人应该研究科学和技术，但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对新中国的进步也很重要。


葛威尔教授的“树木学”使我认识了欧柏林四周的树木。我尽量研究，辨别它们冬季和夏季的特点。我成了葛威尔实验室中的助理。我很高兴，能指给其他美国学生认识枫、杨……但当他们随着树木长大时，那些美国学生对枫、杨的枝叶也就不再关心了。

霍莫兹教授和布丁顿教授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并行不悖的。我真不了解，究竟是科学增加了他们对宗教的信心；还是宗教增强了他们对大自然刺探的决心。但有一件事却是真的，宗教和科学统一了他们的心灵和意志。

在欧柏林，又有一门新课引起我的兴趣。那就是“心理学”。我认为我对心理学的兴趣是威尔斯（Wells）教授在暑期教我的课程中启发的。他在讲课时讲解人性中的狂妄。他不用任何教条式的理论，就能使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詹姆斯的书有令人感到不忍释手的魔力。威尔斯教授使我在大学中专攻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