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们相信，历史的终极主题早已隐伏在既往之中，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去寻找它，又找到了什么？在此意义上，谁掌握了对往昔的解释权，谁也就掌握了对未来的预告权。过去和未来的合谋，组成了一个衡量现实的尺度。这就是左右两派都会乞灵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它已被他们各取所需，赋予了不同意义，可是他们又都号称，自己的理想全赖大革命所赐。

　　这个现代观念的根源，深埋于人类一些最古老的看法中。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叫作“历史性”宗教，它们的“忠诚和虔敬集中在关键的历史事件上”，这些事件被认为“上帝肯定性力量的迸发”，它为信徒的生活提供了持续的支撑，同时也要求他们努力保持“这些时刻永不间断的连续性”。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在《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一书中，也揭示出诸多古老文化共享的一个主题：人类必须一次次地返回历史原点，才能刷新他们的生命力。虽然泰勒认为，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已经带领我们远离了“历史性”宗教，但朱特的观察表明，这一思路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以一种极为强势的方式支配着后启蒙时代的思想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