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东北，寒风凛冽，冰雪封天。黑龙江逊克县下套子屯的少女程玉凤，被亲生父母用粗绳捆住，强行按在爬犁上，以300块的价格卖给了邻村男人。父母唯一的目的，就是用这笔钱盖两间新房。

三百块钱，搁现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着，在那个年头却能买断一个姑娘的一生，能换两间遮风挡雨的土房。可房子能立起来，人心却塌了。

程玉凤不是没抗争过。她心里装着的，是从上海来的知青戴建国，那个干活笨手笨脚、总让她偷偷帮忙补锄头的城里书生。这段感情在村里炸开了锅，老辈人的想法很实在：上海来的知青，说不定哪天拍拍屁股就走了，闺女跟了他，那不是肉包子打狗？趁戴建国回上海过年，外公外婆收了邻村三百块聘金，这婚事就算拍板了。

这姑娘性子烈，把彩礼扔出门外。外婆一句话堵死了她的路：不嫁可以，让上海那个人寄三百块钱来赎。程玉凤真信了，顶着大风雪跑到百里外的县城，给戴建国拍了封电报。可那边石沉大海，一分钱没见着，连个回音都没有。也许是知青囊中羞涩，也许是对这份感情还没下定决心，总之，那封电报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出嫁那天，她被五花大绑，用被子裹着抬上了爬犁。凛冽的寒风里，她一声声哭喊“戴建国，我被卖了”，嗓子都喊劈了。到了婆家门口，看见那个从未谋面的新郎，她猛地口吐鲜血，发出一声凄厉的大笑——人就这么疯了。

那个年代的东北农村，像程玉凤这样的悲剧并非孤例。据《中国妇女报》2013年报道的田野调查显示，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东北农村，彩礼是家庭财富转移的重要手段，婚姻市场里的妇女往往处于被支配的弱势地位。三百元，在1971年足够盖两间像样的房子，这笔钱在父母眼里，比女儿的心意重得多。

故事的转机在1978年。知青返城潮席卷全国，戴建国本来已经打好背包准备回上海了。就在他走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时，疯了好几年的程玉凤，安安静静地站在树下，不哭不闹，就那么死死地盯着他。

这一眼，把戴建国的脚步钉住了。他没走。第二年的10月1日，他硬是和这个疯了的姑娘领了结婚证。新婚夜，程玉凤发病抓得他满脸是血，嘴里却一声声喊着“建国、建国”。往后的日子不好过，文稿被撕碎，脸上被抓烂，可他没松过手。

1997年，为了照顾上海年迈的母亲，他带着程玉凤回了上海。繁华的都市似乎真能唤醒人的记忆，2010年在外滩的一个晚上，三十多年没说过一句囫囵话的程玉凤，看着碰在一起的酒杯，突然说了句“谢谢你”。

她的疯是因为一句没兑现的承诺，她的清醒也是因为那份迟到的担当。

别说那是旧社会，也别怪父母心狠。那三百块钱，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里最扎心的一笔账，它压弯了一个姑娘的脊梁，也撕开了当年那种家庭结构下妇女身不由己的口子。好在，账本再厚，厚不过人心。戴建国用一辈子守着那个在雪地里哭喊他名字的姑娘，把那段被卖掉的青春，又一点点赎了回来。

那两间用女儿换来的新房，后来怎么样了，没人知道。但这笔三百块钱的债，这个男人还了一辈子。

信息来源：参考全网搜索内容中相关度最高的信息源《我的疯娘痴父：一个时代的爱情绝唱》（来源：央视《人与社会》栏目视频资料，该故事经当事人戴亮讲述，整理后于2016年9月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