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国破家亡，有人拿枪上战场。有人拿笔上战场。

1937年8月14日，郑振铎站在自家天台上，亲眼看着开明书店被日军炸毁。他寄存在店里的一万多册古籍，烧得片纸不存。

一万多册。那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普通人看到这一幕，要么哭，要么跑。郑振铎没跑。朋友都劝他去大后方，他死活不走。他说：“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什么责任？“书生报国”——为书而战。

日军占领上海后，江南的藏书楼被炸的炸、散的散，大批古籍流落到上海。日本人和美国人拿着钱来抢购，珍贵文献一天比一天少。郑振铎散尽家财，一本一本地往回买。后来实在买不动了，就联合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等人，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

1939年的日记里，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三马路、四马路的书店，跟书商接洽。白天买书，晚上不能公开开会，就借着“聚餐”的名义搞抗日救亡——星期二去青年会33次，星期六去航运俱乐部36次。

八年。他在日伪的眼皮底下，守了八年。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从日本追索回十五万多册书籍，其中最有价值的三万四千多册，都跟郑振铎有关。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这句话，是郑振铎刻在心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