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姚连蔚被免职，此后他回到了西安昆仑机械厂，重新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不久后，厂里为他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理由是避免产生不好的影响。

从北京到西安，从人民大会堂到车间的机床，这条路姚连蔚走了四年。四十出头的年纪，搁现在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期，可他已经把人生里最风光的几年和最难熬的几年都过完了。

回到昆仑机械厂那天，没人敲锣打鼓，也没人指指点点。老工友们大多只是看他一眼，点个头，该干嘛干嘛。姚连蔚自己也没多说什么，换上工作服就往车间走，那身蓝色的劳动布工装，他穿了小二十年，比后来在北京穿的中山装熟悉多了。机床还是那些机床，机油味儿还是那个味儿，连车间里那台老掉牙的广播喇叭放的音乐都没换。有人说他回来之后比以前更沉默了，一天到晚不太吭声，就知道埋头干活。也有人说他车工手艺一点没丢，到底是拿过“生产突击手”的人，手上的活儿骗不了人。

可厂里领导坐不住了。一个刚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前副国级干部，天天蹲在车间里跟普通工人一起倒班，这事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万一有人来采访，万一上级来问，万一哪个好事儿的写封信反映反映，领导们越想越觉得别扭。再说姚连蔚这个人太特殊了，搁在厂里就是个活的历史标签，谁看见他都难免多想几嘴当年的事儿。于是没过多久，厂里就找他谈话，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确：提前退了吧，工资照发，待遇不少你的，回家歇着对谁都好。

姚连蔚没争也没吵。他这人有个特点，打从年轻时就这样，命运把他推到哪儿，他就去哪儿。当年从车间被推上副委员长的位子，他硬着头皮上了；现在从那个位子上被推回车间，他二话没说回来了。如今厂里让他退休，他也就退了。有人说他窝囊，一辈子被人推来搡去。可换位想想，那个年代那种处境，他还能争什么？争来的无非是多几个月的工龄，多几分难堪罢了。

办完手续那天，姚连蔚把工具箱收拾干净，钥匙交还给车间主任。走出厂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铁门他进进出出二十多年，从青工进到副主任，从副主任进到北京，从北京又退回来。这一退，就再没以工人的身份进去过。

后来的日子，姚连蔚先是闷在家里看医书。他初中文化底子，啃那些中医典籍吃力得很，但他说看进去了就不觉得难。再后来考了行医执照，在长安区开了间中草药诊所。街坊邻居有个头疼脑热的去找他，他给把把脉开个方子，收个成本价。再后来儿子开了公司，他又去当了“兼职工程师”，说是工程师，其实就是帮儿子看看摊子，出出主意。一直到1988年，五十三岁上正式办了退休手续，以“八级车工”的身份画上了句号。

回头看姚连蔚这一辈子，你说他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四十岁当上副国级，搁谁身上都是祖坟冒青烟；可这青烟还没散尽呢，人就已经在监狱里了。他后来自己说，就那么一点见识和能力，却要处理国家大事，是不堪重负的压力。这话听着像谦虚，细想其实是真话。那个年代像他这样被时代浪潮裹挟着推上去的“工农兵干部”不止一个，有人上去了就下不来，有人下来了就上不去。姚连蔚属于后者，而且下来得还算体面，至少还有个“八级车工”的名分，至少还能开间诊所糊口，至少还活到了七十七岁。

不过话说回来，“避免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个理由，搁在今天看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犯了错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关关该判判，处理完了让人家重新做人就是了。非要把人提前“消化”掉，好像这个人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影响”，这种处理方式，说到底还是把人和问题混为一谈了。姚连蔚有姚连蔚的问题，可工人姚连蔚有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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