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把女翻译宋婉清叫进办公室，门一关反锁，递给她一杯热茶，说是刚从日本带来的宇治抹茶。

宋婉清双手接过那只白瓷茶杯，指尖触到杯壁的瞬间烫得微微缩了一下。土肥原贤二就坐在她对面的皮椅里，两条短腿交叠着，脸上挂着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笑。这个矮个子男人在中国混了三十年，一口北京腔说得比许多中国人还地道。哈尔滨的冬天冷得刺骨，窗外南岗区颐园街3号特务机关大楼的灰墙被冻得发硬，可这间办公室却暖烘烘的，壁炉里的木柴噼啪作响。

宋婉清低头看了看杯中那团碧绿的茶汤，热气袅袅地往上冒，带着一股清苦的草香。她心里清楚得很，土肥原这个人从来不做没有目的的事。从1913年踏上中国的土地那天起，这个日本冈山县军人家庭出身的家伙就在盘算怎么把这片土地搅个天翻地覆。九一八事变是他策划的，溥仪是他弄到东北来的，伪满洲国也是他一手扶起来的。英国驻日大使克雷吉说过一句话：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里，只要有土肥原沾边，哪怕只是写上几个字，就注定要出乱子。这话一点不夸张。

“宋桑，尝尝看。”土肥原用那种温和得让人后背发凉的语气说道。他管所有中国人都叫“桑”，听起来客气，实际上就是把你当物件。

宋婉清把茶杯凑到唇边，抿了一小口。抹茶确实好，苦中带甘，余味绵长，可她哪有心思品茶。她在这特务机关待了两年多，见过太多人进了这间办公室就再没好好走出去过。土肥原手下的特高课网罗了川岛芳子、南造云子这些高级间谍，哈尔滨的妓院、酒吧、茶馆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白俄侨民被逼着给他们当情报员，稍微不听话的，全家老小说没就没了。有个美国商人叫斯文哈特，拒绝了土肥原“善意的合作”要求，结果人间蒸发。宋婉清每次想到这些事，手里的茶杯就握得更紧一些。

土肥原慢慢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她，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1941年的哈尔滨，关东军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每个角落。街上到处都是日本宪兵，伪满的警察比狗还多。老百姓活得战战兢兢，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扣上“抗日分子”的帽子抓走。可越是这种时候，宋婉清越觉得心里有团火在烧。她父母就是被日本人炸死的，她做翻译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活到能报仇的那一天。

“宋桑，”土肥原转过身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关东军情报部需要一份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详细名单。你在哈尔滨待了这么久，认识的人多。”

宋婉清放下茶杯，茶杯在托盘上发出一声轻响。她抬起头看着土肥原那张圆脸，这人被中国人叫作“土匪原”不是没道理的。他嘴上说着“需要”，实际上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当年他“请”意大利人范斯白进特务机关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口气。范斯白不想干，土肥原就笑着说：“你现在拖家带口，想越过满洲和蒙古的大山岭绝对不是容易的事”。这话里的威胁明明白白，不干可以，命留下。

“机关长，”宋婉清的声音很平，“我就是一个翻译，哪认识什么抗日武装的人。”

土肥原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宋桑太谦虚了。你父亲以前是做什么的，你比我清楚。”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捅进宋婉清胸口。她父亲是哈尔滨一个中学的国文教员，1932年日军占领哈尔滨之后没多久就被抓走了，罪名是“反日宣传”，从此再没回来。土肥原连这个都知道，说明她的档案早就被人翻了个底朝天。

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壁炉里的火苗跳动着，映在土肥原脸上忽明忽暗。宋婉清忽然明白了，这杯宇治抹茶从一开始就不是茶，是钩子。土肥原这种人最擅长用“礼数”当刀，用“客气”当枪。他越是笑眯眯的，手里的刀就举得越高。

“我给你三天时间，”土肥原坐回皮椅里，拿起桌上的文件翻看起来，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名单写好了，我们还喝抹茶。”

宋婉清站起来，鞠了一躬，转身往门口走。她的手握住门把手的时候停了一下，门是从外面锁上的，她根本出不去。土肥原头也没抬，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钥匙扔在桌上。钥匙磕在木头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宋婉清捡起钥匙，打开门锁，走了出去。走廊里冷风灌进来，她打了个寒颤。手里的钥匙还带着体温，可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要么交出名单当个出卖同胞的叛徒，要么就步她父亲的后尘。那杯抹茶的苦味还留在舌头上，一直苦到心里。

哈尔滨的冬天还很长。颐园街3号的大楼里，每天都有新的“客人”被请进去喝“抹茶”。至于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没人敢问，也没人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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