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响起一阵枪声，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等四人被处决，这桩震动台海的大案，几乎所有公开议论都在强调“人赃俱获，死有余辜”。
然而在枪声响过四十余年后，一部几乎被大众忽略的口述历史，却披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当时直接主管吴石的参谋总长周至柔，曾在最后关头私下向蒋介石求情，希望能留吴石一命。这个情节出自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周至柔先生访问纪录》，也是目前可见的国民党军方高层对吴石案最为直接且充满内部张力的回忆。

周至柔在口述中其实承认了一个关键的史实错位，这让他回忆的冲击感更为真实。
吴石被捕的确切日期是1950年3月1日，那一天周至柔根本还不是参谋总长，此时的总长仍是顾祝同。周至柔正式接任参谋总长，是同年3月25日的事。因此，所谓“抓人根本不通知国防部，我这个总长是最后才晓得的”这一席话，并非发生在逮捕当天，而是他履新之后，被蒋介石叫进官邸劈头痛斥时才彻底醒悟的。
他在回忆里讲，自己坐上了总长位子之后不久，蒋介石把一叠吴石的自白书和朱谌之的供词摔在桌上，脸色铁青，厉声问道：“你看看吧，你的次长干的好事！”周至柔这才得知，保密局越过整个参谋本部，在将近一个月前就悄无声息地把一位现任参谋次长带走了。这让他瞬间意识到，蒋经国主导的情治系统已经获得了一种可以完全不把军令体系放在眼里的权力，用他的话说：“他们抓人根本不通知国防部，我这个总长是后来才晓得的。那我还当什么总长？”这句话，论时间线，是事后补叙；论情绪冲击，却是他接任参谋总长之后真正面临的第一堂政治课。

谈及吴石其人时，周至柔在口述中一改对案情本身的谨慎，给出了颇为具体的观察。
周至柔与吴石并不陌生，他当空军总司令时就与这位国防部参谋次长多有业务往来。他说吴石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属于“非常特殊的类型”，日本陆军大学科班出身，军事学养深厚，参与过不少重要作战计划的制订，但吴石与其他将领最大的不同是“太安静，太不像个军人”。
周至柔讲：“他几乎没有什么社交，不喝酒、不打牌，连一般的同僚聚餐都很少参加。下了班就回家，说在家里看看书就是最大的休息。”周至柔甚至专门提过，他当面问吴石为什么不多出来走动，吴石答了一句“世事纷扰，不如读书清净”。
案发之后，周至柔再琢磨这句话，语气变得极为复杂：“那时只当他是性格孤僻，后来才晓得，他心里装的根本不是我们的事。”

至于怎么评价吴石案本身，周至柔在口述中讲出了一些在公开场合决然不会出口的看法。他首先排除了一个官方宣传里常见的调子，即吴石是为金钱利益而泄密。周至柔说：“他不是为了钱，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几件。他就是信了共产主义那一套，认定我们这边没有希望，迟早要垮。”在当年台湾杀气腾腾的“匪谍”声浪里，能把吴石的动机与道德败坏切割开来，认为他是死于政治信仰，已经是一种需要勇气的判断。
周至柔甚至直言：“吴石这种人是被思想害了，他以为他是在救国，其实把命都搭了进去。”这番话，透露出他把吴石案看作一场信仰冲突导致的个人悲剧，而非官方定调下纯粹的罪行。
此外，周至柔还亲口讲述了他为吴石求情的经过。
军事法庭判决死刑之后，执行之前的那几天，周至柔单独面见蒋介石。他对蒋讲，吴石毕竟是陆军中将，在抗战和参谋业务上出过力，可否免其一死，改为终身监禁。蒋介石听了，没有立即动怒，而是顿了一下，用一种非常冷峻的语气回答：“不行。此例一开，我们就没办法带兵了。现在形势那么紧张，必须用重典。”周至柔还不死心，又追问了一句“是不是把他关起来，对外也可以讲已经处理了”。蒋介石当场拍了桌子，指着他说：“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他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我，一定要枪毙！”周至柔回忆，他从里面退出来的时候，陈诚在外面等他，只问了一句“总统怎么说”，他摇了摇头，陈诚便说：“早告诉你不要讲了，经国那边已经定了调的事，谁讲也没用。”

周至柔对自己在这桩大案中最终表现出的无力感，晚年口述时流露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挫败。
他说，这是他当参谋总长期间“最震动、也最无力的一件事”。一方面，他是吴石的直属长官，眼睁睁看着自己手下最干练的参谋次长走上绝路，职业层面的惋惜实实在在；另一方面，他清楚意识到，自己那一次求情不仅毫无作用，反而在老蒋那里留下了“政治嗅觉不灵敏”的印象。
他有一句话讲得极坦白：“后来我才想通，领袖那个时候不是要杀一个吴石，是要借这个案子告诉所有人，谁不坚定，就是死路一条。我们这些带兵官，更应该明白。”这几乎是把吴石案充当政治整肃符号的本质一语道破。
枪决当天，周至柔说他刻意没有去刑场，“听了也不好受”。事后他看到了吴石的遗书，里头“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两句，他记了一辈子。他在访问中依然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然后停顿许久，只讲了一句：“这个人，要是走正路，在军事学术上是会有建树的。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