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崛起的经济密码：均田制、租庸调制造就了贞观盛世的两大根基

很多人惊叹贞观之治繁荣，却不知盛世底层，依靠两套环环相扣的制度：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武德七年（624年）正式颁行，史料载于《旧唐书·食货志》。

隋末战乱，田地荒芜、百姓流离，豪强肆意兼并土地。李唐立国之后推行均田制：成年丁男授田一百亩，其中20亩永业田，可世代传承；80亩口分田，身死之后交还官府重新分配。老弱、寡妇依照标准减量授田，力求耕者有其田。

有土地作为根基，租庸调制随之落地：
租：即每名丁男每年缴纳粟二石；
调：即依照乡土出产，上交绢、布等织物；
庸：即每年徭役二十日，不愿服役，可以缴纳绢布代役。

“庸”的设立是一大创举，避免农忙征役耽误耕作，极大缓和民力。两套制度相辅相成：均田制负责授田，租庸调制依托田地收取赋税。大量流民定居务农，粮食增产，国库充盈，支撑起府兵体系，奠定大唐前期百年兴盛。

但是这套制度存在天生短板。随着人口增长，官府掌握的荒地越来越少；贵族、豪门不断兼并土地，大量农民失去田地，却依旧要承担赋税。大批百姓逃亡，户籍崩坏。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瓦解，依附它的租庸调制难以为继，最终被两税法取代。

再好的制度，一旦土地失衡、底层失去生计，盛世根基便会慢慢松动。

均田制 租庸调制 唐朝历史 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