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蒂斯：

《展望》期刊文章写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近期一份报告显示：二战结束后的20年间，劳动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大致维持在65%；此后该比重持续走低，如今已降至54%。”

文章作者哈罗德·迈耶森指出，这一下滑趋势恰好与工会势力不断衰微同步发生，并据此得出结论：破解问题的出路在于重振工会力量。他表示：“我们需要开展大规模劳工组织运动，规模至少要达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甚至要超过彼时。”

我并不反对这一观点，但认为作者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薪资增速落后于生产率增长，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全球性趋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21世纪初的德国，以及过去三十余年的中国，都出现了这一状况。因此，很难将美国薪资增长停滞完全归咎于美国工会政治话语权的衰落。必然存在某种全球性因素，持续压低了全球范围内薪资相对生产率的上行空间。

文章后文给出了一条重要线索：“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几乎所有美国企业都用尽手段削弱劳动者议价权、挤压劳工收入；企业自身及其股东则不断收获更高利润、分红，并大规模开展股票回购。”

时间节点极具深意：正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乃至全世界迈入了当下这套全球化体系。在这套体系下，各国可以通过刻意压低薪资增速（使之长期跟不上生产率提升）来激烈角逐全球制造业份额；同时依靠持续贸易顺差，将国内内需疲软的压力向外转嫁。

换言之，我们如今身处的世界，正是凯恩斯在1944年就警示过的失衡格局。部分国家依靠压制薪资提升自身竞争力，此举会损害全球经济增长（因为薪资上涨才是全球总需求的核心驱动力），但这些国家依旧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速。其诀窍在于：对薪资管控宽松的贸易伙伴形成大额、长期贸易顺差，以此对冲本国内需不足的短板。

在这套全球贸易规则之下，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仅有两条出路：要么在本土压制薪资上涨；要么若想守住竞争力，就必须将生产线迁往薪资相较生产率水平更低的国家。这套运行机制十分残酷。我们已经亲眼见证：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飞速扩张，是以一众贸易伙伴的份额萎缩为代价；即便时至今日，相较于本国劳工的生产效率，中国薪资水平仍处于全球低位区间。

这绝非偶然，而是现行全球化体系一贯的运行逻辑：最先践行这套模式的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随后是德国，如今接力的是中国及其他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不断抢占全球制造业版图，核心原因就是：其薪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始终低于贸易竞争对手。

倘若美国只单纯壮大工会力量、强行推高薪资，却不去变革现行全球贸易规则，最终会出现什么结果？薪资或许会迎来短期上涨，但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力将进一步下滑；美国劳动者新增的购买力，不会流向本国生产商，反而会涌入那些持续压制薪资的海外厂商口袋。

事实上，美国薪资走高，反而会让那些靠压低薪资抢占全球制造业份额的经济体收获更多红利。

我完全支持壮大工会、提升劳动者薪资。在我看来，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症结。但只要我们仍身处这套“奖励薪资压制、惩罚薪资跟随生产率同步上涨”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单纯提高本国薪资，只会加速本土产业空心化。

正因如此，凯恩斯当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议搭建一套全新全球贸易体系：对依靠压低薪资、扭曲国内经济，以损害贸易伙伴利益换取自身增长的国家予以约束惩罚，从根源上杜绝各国向外转嫁国内经济失衡的行为。

遗憾的是，他的这套构想当年并未被采纳。如今，重启凯恩斯的这套方案已然势在必行。这也理应是欧盟当下需要推进的方向，尤其是如今德国早已不再是这套旧全球化体系的主要受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