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暮之年，老兵吴淞守在常德会战核心旧址旁的乾明寺，对于七十多年前那场血战的细节依旧历历在目。

德山孤峰岭到老码头仅有数百米距离，这片方寸土地上，就安葬着一千四百多名并肩作战的战友。1943年，21岁的吴淞握着从日军阵地缴获的三八式步枪，指尖沾满温热的血渍，对着阵地发问“还有活的吗”。不知煎熬了多久，远处飘来一丝微弱的应答，片刻后又响起另一缕气若游丝的声响，正是第十军三师九团指导员唐振南与战友赵清福。三营数百将士浴血拼杀过后，最终只剩他们三人幸存，劫后余生的三人相拥恸哭。

1943年打响的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城池保卫战之一，余程万率领五十七师八千余名官兵固守常德孤城，直面日军十万重兵的合围进攻。苦战至十一月下旬，八千将士大多壮烈殉国，仅剩五百余人仍在残破的街巷里拼死坚守。

彼时吴淞任职第九战区兵站总监中尉参谋，隶属于奉命驰援常德的第十军。麾下预十师、第三师、一九〇师三支队伍从衡山紧急开拔，三百多公里的崎岖山路全程不能乘车、不能生火做饭，更没有完整的睡眠时间。为了隐蔽行踪、躲避敌机侦察，沿线公路早已被我方提前破坏，将士们只能徒步穿行深山密林。出发前，士兵们将大米拌上油脂炒熟，装进细长布袋随身携带，饿时抓一把果腹，渴了便在山间溪流、池塘里掬水饮用。整整四天三夜昼夜不休强行军，部队终于在十一月三十日凌晨抵达常德，一部分兵力奔赴汽车南站作战，其余人马尽数奔赴乾明寺周边，打响了惨烈的德山争夺战。

吴淞本职是后勤参谋，主要负责统计弹药、粮草与医疗物资消耗，上级只为他配备了一把手枪，作用仅有两点：近距离歼敌，或是身陷绝境时自尽，绝不沦为日军俘虏。眼看着身边战友接连倒下，前线早已没有后勤与作战的清晰界限，他主动向孟连长请战，领到一支缴获的三八式步枪冲上火线。战场之上，他亲眼目睹两段刻骨铭心的殉国壮举：三师九团团长张惠民本可安稳坐镇指挥所，却因日军战机低空肆虐、肆意屠戮士兵，毅然冲到战壕前沿亲自督战，不幸被敌机扫射，全身重创；年仅22岁的重机枪连长封全善，新婚尚不足一年，为了击落敌机，纵身跃出壕沟瞄准油箱射击，最终被密集火力击中，当场殉国。战后吴淞专程去往长沙，将噩耗告知封连长的妻子贺素琴，女子听闻噩耗当场昏厥，此后数十年终身未嫁，独自清贫度日，这份忠贞令晚年的吴淞始终心怀敬佩。

刻骨的仇恨不止来自战场。吴淞还有一位双胞胎兄长吴文达，1941年目睹日军轰炸平民的暴行后毅然弃工从军。1943年，吴文达潜入敌占区破坏铁路时不幸被俘，当地百姓联名联保才得以获释，可日军在放人之前强行给他注射了一针不明药剂，兄长归家仅三十八天便骤然离世，一家人始终怀疑，这正是常德细菌战使用的病毒。这份家国深仇，支撑着吴淞在后续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会战中舍生忘死，屡次立下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吴淞从贵州返回长沙。他与前妻共育六个子女，彼时最长的孩子已经年过花甲，最小的也年届五十，如今全部安稳退休。

半生起落尘埃落定，1998年，儿孙满堂的吴淞选择剃度出家，在益阳栖霞寺拜入上明下禅法师门下，取法名来空。他一直心念德山这片埋骨之地，可彼时乾明寺早已破败倾颓，只能暂且在石门夹山寺修行。2005年乾明寺启动修复工程，两座寺院由同一位方丈住持，他第一时间递交申请，终于如愿重返这片洒满热血的旧战场。

重回故地，物是人非，当年掩埋英烈的山头几经变迁，旧时坟冢早已无处寻觅。2010年秋日清晨，释来空伫立在杂草丛生的斋舍门前，望着远处苍翠的青松，低声反复呢喃：“找不到了，全都找不到了。”

常德会战最终日军伤亡四万余人，我方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彭士量、孙明瑾、许国璋等十多位高级将领先后殉国。彼时只有营级以上军官的遗骸可以由民船转运至长沙安葬，数千名普通士兵只能就地合葬。为了告慰长眠于此的战友，释来空时常写下故人灵位，在乾明寺万佛殿举办法事，日复一日诵经超度，愿英烈往生净土。

晚年，释来空依旧保持着严苛的修行习惯，两间简陋寮房便是全部居所，前室一张木床、一桌两椅，后室用作佛堂。按照寺规，高龄僧人可免参加集体早课，但他依旧每日凌晨四点准时起身诵经，白天无事便静坐修行，下午四点修习一小时晚课，晚间九点准时止静休息。偶尔身体不适，他会短暂去往长沙子女家中休养，身体稍有好转，便立刻折返寺院。这位昔日浴血沙场的老兵，以一身僧衣守在战友长眠之地，用余生默默守护着七十多年前那段滚烫的家国记忆。

2017年，吴淞逝世，享年95岁，安葬于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