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7岁的纪登奎突然离开了权力中心。表面上，是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实际上，会议召开前，中央已经派宋任穷、王鹤寿同他谈话，他听完后没有申辩，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1951年春天，毛主席的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在许昌停了下来。
 
 
28岁的纪登奎当时是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被叫上了专列。
 
 
他手里没拿稿子。毛主席问什么，他答什么。
 
 
从土改的数字到治淮的进度，再到互助组的推广情况，他张口就来，数据精准，逻辑清楚。
 
 
毛主席没有一上来就问工作。他先聊了聊三国，许昌是曹操待过的地方，毛主席向来喜欢这段历史。
 
 
聊到纪登奎放松下来，才开始问正事。
 
 
汇报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突然问了六个问题。
 
 
你挨过整吗？整对了还是整错了？你整过人吗？整错过没有？你杀过人吗？杀错过人没有？这六个问题放在任何场合都不好回答。
 
 
纪登奎没有含糊。他说自己挨过两次错整，整过人也整错过，杀过人也有杀错的。
 
 
毛主席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挨过三次整，比他多一次。
 
 
这次汇报之后，毛主席记住了这个年轻人。
 
 
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了一篇社论，《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
 
 
没过多久，28岁的纪登奎升任许昌地委书记。此后只要毛主席到河南，几乎都要点名见他。
 
 
1967年，特殊的年代来了。纪登奎没能躲过去。他被关押、被批斗，前后坐了一百多次“喷气式飞机”。
 
 
“喷气式飞机”是一种体罚方式，让人弯着腰，头低得快碰到地面，两只手在背后高高举起。
 
 
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羞辱叠加在一起，他被折腾了将近半年。
 
 
1967年9月，毛主席的专列路过郑州。主席问起了纪登奎。见到纪登奎之后，毛主席伸出手叫了一声“老朋友”。
 
 
毛主席问他受苦的情形，纪登奎没有叫苦，他说受苦也能锻炼人，挨批斗像割麦子，一阵一阵总会过去，毛主席听完笑了。
 
 
1969年“九大”召开。毛主席在会场向全体代表介绍纪登奎，再次当众叫了一声“老朋友”。这是毛主席在党代会上公开介绍一个地方干部。
 
 
纪登奎的政治生涯一路走高，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到国务院副总理。
 
 
时间回到1980年2月。宋任穷和王鹤寿走后，纪登奎没有拖延。他写了一份简短的辞职报告。
 
 
字数不到一百，内容很直白：同意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退出政治局，听候组织安排重新分配。
 
 
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的辞职请求。
 
 
关于这几人的辞职，陈云在会上专门讲了话。
 
 
他说：“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这种检讨没完没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的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全会还做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彻底为刘少奇同志平反。
 
 
纪登奎的辞职，是这次全会人事调整的一部分。
 
 
辞职之后，纪登奎赋闲了一段时间。1982年年底，他被安排到“九号院”工作。
 
 
“九号院”是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当时是国家农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等与农村工作有关的部门所在地。他的职务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部级研究员。
 
 
纪登奎在九号院待了五年多。
 
 
1988年7月，他突发心脏病。两天内病情持续加重，终告不治，终年65岁。他的葬礼由九号院承办。
 
 
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在1988年8月初举行，《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都作了公开报道。
 
 
官方给出的生平简介里写着：“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纪登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