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专家没批评错，自从莫迪执政以来，对中国几乎没做过一件好事，更把印度的营商环境折腾得乱成一团。他的前任辛格总理辛苦建立的开放信用，在莫迪手中几乎消耗殆尽。可真正危险的，是全球资本已开始用脚给印度政策重新定价。
最耐人寻味的不是印度有没有吸引到外资，而是资金进入印度后究竟敢不敢长期建厂。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印度2025年外资流入增长44%，达到390亿美元，可新宣布的绿地投资却从逾1110亿美元降至约740亿美元，制造业项目金额更从650亿美元跌到270亿美元。钱还在进，长期产能却在缩，这才是印度营商环境真正的警报。
另一组数据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按照截至2026年3月的年度口径，印度净外商直接投资只有77亿美元，印度工业联合会负责人甚至要求把投资仲裁从几年压缩到几个月。毛流入不低，净流入偏弱，说明部分资本来了又走，或者通过利润汇回和撤资迅速离场，印度缺的不是招商广告，而是让长期资本留下来的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并非来自一项孤立政策，而是印度不同部门经常发出相互冲突的信号。3月，印度政府宣布，来自陆地接壤国家、不构成控制且受益所有权不超过10%的投资，可按条件走自动通道；到了7月，印度储备银行又提出，外资持有10%以上投票权便可能被认定为外国控制。企业面对的不是一条清晰边界，而是同一个数字可能同时代表放行线和警戒线。
2012年的印度追溯征税争议与今天高度相似，当时印度修改税法，试图追溯处理早已完成的海外交易，企业突然发现，按照旧规则完成的生意也可能被重新计价；关键差异在于，今天印度争夺的是全球制造业转移机会，政策反复造成的机会成本更大。这意味着，印度正在用十年前已经吃过亏的方式，再次考验投资者的耐心。
那场追溯征税风波拖了近十年，沃达丰和凯恩能源把印度告上国际仲裁庭，凯恩获得超过12亿美元赔偿裁决，印度还面临海外资产被追索的压力。直到2021年，莫迪政府才撤销相关规定，准备处理至少17起、总额约5000亿卢比的争议。规则可以靠议会迅速改变，市场信用却不能靠一纸撤销令立即恢复，这个教训莫迪政府显然没有真正吸收。
辛格的经济遗产，也不应简单理解成几个漂亮增长数字。他从1991年改革开始，试图把印度从许可证、行政裁量和封闭保护中拉出来，让企业更多依据公开规则而不是官员态度作出决定。莫迪接手后并未完全放弃开放，却把开放改造成了政府挑选赢家的工具：哪些行业能进、哪个国家能投、谁能参与招标，都越来越取决于政治判断。
这种模式对中国企业尤其明显。2020年以后，印度将中资投资普遍推入政府审批通道，对政府采购也设置政治和安全许可。2026年3月，印度政府在解释松绑原因时承认，原有规定连非战略性、非控制性的全球私募基金和风险资本也受到影响。印度本想精准限制中国资本，结果把国际基金中很小的中国受益权也变成了审批障碍。
印度现在开始局部改口，并不是突然接受互利合作，而是国内产业的实际缺口越来越难遮掩。7月3日，印度允许四家在当地设厂的中资背景电力设备企业参与关键电力工程招标。印度扩建输电网络、承接新能源项目，需要成熟设备和工程能力，政策便出现豁免。由此可以判断，印度的开放不是按统一规则推进，而是谁能解决眼前短缺，谁才得到临时通行证。
7月22日的中印外长会谈更有讽刺意味。印方一边要求中国保障市场准入、贸易平衡和供应链可预期性，一边仍保留大量针对中国资本的特殊审查。印度已经恢复中印直航，也加快中国专业人员的商务签证审批，这些变化都不是礼节安排，而是印度工厂缺少设备安装、调试和技术服务人员后作出的务实修补。
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也没有随着政治口号下降。2025至2026财年，印度从中国进口约1320亿美元，双边贸易总额约1511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超过1000亿美元。印度制造的生产线需要中国机械、电子元件、化工材料和工业中间品，限制中国投资并没有减少这种需求，只是让印度更多依赖直接进口，反而扩大了自己最在意的逆差。
世贸组织7月发布的审议材料也戳破了“印度制造已经起飞”的宣传。印度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停留在17%至18%，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低于东盟平均水平。莫迪执政十二年后，印度服务业依旧是增长主力，制造业比重没有出现与口号相匹配的跃升，这说明补贴和保护并未转化成足够深的产业能力。
原因并不复杂。印度2025年平均适用最惠国关税为15.8%，4.8%的税目受到进口许可约束；2021年初至2025年6月，印度又发起226起反倾销调查。一个国家既想成为全球供应链枢纽，又频繁使用关税、许可和贸易救济保护国内企业，跨国公司自然会把印度当成销售市场或组装基地，而不是毫无保留地转移核心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