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傅作义几次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然而，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怒目而视，“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1959年冬天，北京西单红迎宾楼的一间包厢里，傅作义早早等候在饭桌旁，这一天是他特意设宴，为刚从功德林特赦出狱的老部下陈长捷接风，约定时间过了许久，陈长捷才缓缓进门，面色沉郁地坐下，开口第一句就是："按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我是不会来的，"这句话背后，是两个人纠缠了整整十年的恩怨。

陈长捷与傅作义的渊源要追溯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两人既是同窗，又在晋军中共事多年，交情非同一般，1947年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第一时间就把被边缘化的陈长捷从兰州调到天津，委任为天津警备司令。

这份知遇之恩，陈长捷记了一辈子，他曾对人说，傅总把南大门交给他，他就得让傅总一百个放心，上任之后，陈长捷一门心思加固城防，碉堡、地雷、护城河修得密不透风，连蒋介石视察时都夸赞"天津防御甲天下"。

在陈长捷心里，守住天津就是报答知己，他甚至立下军令状，声称天津至少能守半年。

可陈长捷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傅作义早已不是单纯想打一场防御战，面对东北野战军入关的压力，傅作义手里打着"以战促和"的算盘，天津守得越牢，他在北平谈判桌上的筹码就越重，这场棋局里陈长捷和他的十三万守军，从一开始就被放在了最前线的位置。

1949年1月，平津战局急转直下，张家口、新保安相继失守，天津成了一座孤城，解放军多次派人接洽和平解放，提出守军放下武器可保官兵生命财产安全，陈长捷不是没有动摇过，但他每次向北平请示，得到的答复都是同一句话："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陈长捷选择相信老上司，不仅拒绝了和平提议，还提出让中央军带轻武器撤往塘沽的条件，谈判彻底破裂，陈长捷始终抱着一个念头：只要天津顶住，北平方面一定会有安排。

1月14日上午，天津总攻打响，解放军从东西两面突破，29个小时就打穿了全城防线，1月15日陈长捷躲在地下指挥部里，正拿着电话跟傅作义汇报战况，解放军战士已经冲了进来，就在被俘前一刻，电话那头的傅作义才终于松口："可以接洽和平吧，"这句话来得太晚了。

更讽刺的还在后面，天津失守仅仅16天后，傅作义就签署了和平改编协议，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古都免于战火，傅作义作为起义功臣名留青史；而奉命死守天津的陈长捷，却以战犯身份被送进了功德林。

1956年，傅作义多次向毛主席申请，希望能提前释放陈长捷，同时也一次次前往功德林探视，可每次见面，陈长捷都是怒目而视，全程沉默，只在傅作义解释时甩出一句："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同监的战犯都知道这段过节，有人同情陈长捷，觉得他是替人背了锅；也有人明白傅作义当年的两难，北平百万百姓的安危，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管理人员也曾找陈长捷谈话，梳理平津战役的全貌，劝导他放下执念，可下次见到傅作义，他依旧是那副冰冷的模样。

平心而论，陈长捷的怨气并非全无道理，他在前线执行命令，却对北平谈判的真实进展知之甚少，他以为自己在为全局争取时间，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成了谈判桌上被消耗的筹码，作出决策的人全身而退，执行命令的人却要承担全部后果，这种落差换做是谁都难以释怀。

但换个角度看，傅作义的选择也有历史必然性，北平和平解放保护了千年古都和数百万百姓的生命，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只是历史的进步背后，总有人要付出代价，陈长捷恰好站在了代价那一端。

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走出功德林，十年牢狱画上句号，出狱后他被安排到上海从事文史工作，写下三十多万字的回忆资料，重新审视当年的选择。

西单那顿饭局上，陈长捷说完那句赌气的话，沉默片刻又补了一句："在共产党监狱改造十年，我的脾气早就磨没了，"话音落下，两人相视一笑，十年恩怨就此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