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女飞行员刘晓莲，驾驶飞机爬升至700米时，突然被一架歼击机撞击，伴随一声巨响，刘晓莲只觉机头猛地一震。机组人员全部昏迷，飞机失控急速下坠，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刘晓莲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那一瞬间，脑袋里像塞了一团浆糊，耳朵里全是嗡嗡的怪响，眼前的东西都在打转。可身体比脑子反应快，那种失重下坠的感觉太要命了，就像被人从悬崖上直接推下去，五脏六腑都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她下意识地攥紧了驾驶杆，胳膊上的肌肉绷得死紧，指节都泛了白。

往旁边一瞥，副驾驶歪在座位上，额角上洇着一片暗红，后面几个机组成员也东倒西歪，没一个人动弹。整个机舱里安静得吓人，只有风从不知道哪儿破了的缝隙里灌进来，发出呜呜的哭丧一样的动静。

刘晓莲知道，现在不是慌神的时候。

她使劲儿眨了几下眼，强迫自己清醒过来，飞快地扫了一眼仪表盘。那一眼看过去，心直接凉了半截，仪表盘上一片乱象，好几个指针都在不该待的地方晃荡，油压、液压、电路的指示灯闪得跟坏了的霓虹灯似的，红的黄的乱跳一通。这架运输机就跟被大锤抡过的铁皮罐头差不多，浑身上下没几处囫囵地方了。

飞机还在往下栽，高度表那个小指针转得让人心惊肉跳。她咬着后槽牙，双手死死顶着驾驶杆，胳膊上青筋都暴起来了，拼了命地把机头往上抬。那感觉就像跟一头发了疯的野牛较劲儿，飞机根本不听使唤，抖得跟筛糠一样，每一个零件都在吱嘎作响，仿佛随时要散架。

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就几秒钟，也许是半分钟，飞机下坠的势头总算被她一点点给扳了回来。机身从那种自由落体的状态，变成了歪歪斜斜、勉强能算是平飞的状态。这时候，机舱里开始有人咳嗽，有人发出含混不清的哼哼声，机组的战友们陆续醒了过来。大家脸上都带着伤，眼神里还残留着刚才那一撞的惊骇，但看到刘晓莲还在那儿撑着驾驶杆，几个人什么话都没多说，咬着牙就开始各自检查自己能摸到的设备，试图恢复哪怕一点点功能。

地面上传来塔台焦急的呼叫，断断续续的，杂音大得厉害。刘晓莲刚想报告情况，一抬头，瞳孔猛地一缩——前方跑道尽头，几架歼击机正排着队，准备降落。那几架飞机速度极快，自己这架浑身是伤的运输机要是硬占着跑道降落，后果想都不敢想，高速相撞，地面上的油库、营房，还有那几架飞机上的战友，一个都跑不了。

她脑子里几乎没犹豫，手上就动了。猛地一压杆，一蹬舵，驾驶着这头几乎不听使唤的笨重“铁牛”，歪歪扭扭地偏离了跑道方向，冲着跑道旁边那片看上去还算平整的草地就扎了过去。草地迫降，对一架起落架都可能受损的飞机来说，简直就是拿命在赌。

机腹擦着草尖儿，猛地一沉，轰隆一声砸在地上，整个机身震得人骨头缝都疼。起落架在坑洼不平的草地上蹦跳着，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速度还快得吓人，表盘上指针还指着将近一百公里的时速。眼看就要撞上跑道边的指示灯和排水沟，刘晓莲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蹬舵的那条腿上，膝盖顶在仪表板下沿，蹭掉了一块皮都浑然不觉，就那么硬顶着，一寸一寸地压住方向。

终于，伴随着一阵让人牙酸的摩擦声和最后一下剧烈的颠簸，这架浑身是伤的运输机，像一头跑脱了力的老牛，喘着粗气，停在了离跑道边线仅仅七八米远的草地上。

机舱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不知道是谁先长出了一口气，接着，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带着血污和尘土，都露出了一种劫后余生的神情。远处的跑道上，那几架歼击机轰鸣着安全着陆，发动机的呼啸声像是在对他们说着什么。

我有时候会想，在那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支撑她做出每一个决定的，到底是什么？说是“党性”、是“责任感”，都对，但又觉得不足以形容那种瞬间爆发出来的力量。那更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对战友性命和地面安全的敬畏，是那种“我绝对不能让它掉下去”的执念。在那种极端情况下，人往往不是被宏大的口号驱动，而是被最朴素的、不想让任何一个人因为自己而受伤的念头，给硬生生撑起来的。刘晓莲当时的每一个动作，与其说是冷静判断，不如说是身体记忆和本能在驱使，是千锤百炼的飞行训练，在生死关头结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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