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兰考的四个农民长途跋涉，去往新安监狱探监，在门口，监管人员问：“你们来看谁？有什么亲属关系？”四个农民答：“俺们来看老县长张钦礼，没有亲戚关系。”谁料监管人员回答：“没有亲属关系，不准探望。”
 
这四个农民，都是在外靠爆玉米花谋生的手艺人，原本互不相识，却因为同一个念头凑到了一起。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凑了又凑才攒够路费，转火车、坐长途汽车，再步行好几里坑洼的土路，足足走了七百多里地，就为了看一眼当年的老县长。
 
他们手里攥着的礼物，说出来格外朴素。每个人都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着两根油条。
 
这在当时的庄稼人眼里，已经是能拿得出手的、最体面的吃食。他们没读过多少书，也不懂监狱的规矩，既没开介绍信，也沾不上半分亲戚关系，只凭着一腔心意就赶来了。
 
被拦在门外的那一刻，四个庄稼汉没吵也没闹。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齐刷刷就跪在了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
 
监管人员愣了，连忙让他们起来说话。可这四个硬骨头的汉子，说什么都不肯起身。他们说，张县长在兰考当县长的时候，我们从没给他下过跪。他是为了兰考老百姓才坐的牢，今天我们跪下，是给他行大礼。
 
这话落在在场的人耳朵里，分量重得压人。监管人员看着四个风尘仆仆、裤腿上还沾着泥的农民，心里说不出的触动，最终破了例，进去把张钦礼叫了出来。
 
当张钦礼从监狱深处走出来的时候，四个农民一下子就红了眼。当年那个带着大伙在沙地里摸爬滚打、精神抖擞的县长，如今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脸上满是风霜。
 
而张钦礼看着眼前四个素昧平生的乡亲，捧着还带着余温的烧饼油条，千里迢迢赶来看他，当场就湿了眼眶。他没说一句场面话，也对着四个农民直直跪了下去。
 
五个人就那样隔着铁栏，相对跪着，一句话都没说出口，只有止不住的眼泪。一旁的监管人员看着这幅场景，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可能很多人会问，一个在押的“犯人”，凭什么能让老百姓这般记挂？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是真的把兰考百姓放在了心上。
 
张钦礼是土生土长的兰考人，27岁就成了兰考县的首任县长。当年兰考风沙、盐碱、内涝三害横行，老百姓年年逃荒，日子苦得看不到头。他和焦裕禄书记并肩作战，带着群众挖河渠、治盐碱、种泡桐，一头扎进沙窝子里，裤腿上永远沾着泥。
 
焦裕禄书记去世后，他接着扛起了治三害的担子。他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不是喊口号，是真的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全县的沙丘和盐碱地，每年下地劳动不少于一百天。
 
后来做到了省革委会常委的位置，他卖掉省里配的专车，把钱全拿去修水利、扶持穷生产队，自己照旧骑着自行车往村里跑。
 
那些年，兰考改良了二十多万亩盐碱地，栽起了成片的防风林，挖通了百里排涝河道。曾经年年逃荒的地方，渐渐有了余粮，老百姓的日子，终于一点点熬出了盼头。
 
可就是这样一个心里装着百姓的人，后来却蒙冤入狱，被判了十三年徒刑。
 
他在新安监狱服刑的那些年，这样的探监场景，发生过不止一次。东坝头那个穷村子，全村人凑钱选出两个代表，揣着二斤水果糖赶来看他，说全村人都记着他的好，选县长的时候，全村二十六个人都投了他的票。
 
哪怕身在狱中，他心里惦记的还是兰考。他省下饭票买来种子，托人捎回村里给乡亲们种地；听说当年种下的泡桐林受了损，他连夜写下护林的经验，一字一句全是心血。狱友问他后不后悔，他说，兰考的地好了，树活了，百姓吃饱了，这牢坐得值。
 
1990年，张钦礼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回到了兰考。那天车站挤满了自发来接他的群众，上千人站在路边，就为了看一眼他们的老县长。出狱后的他无党籍、无公职、无工资，全靠子女赡养，日子过得清贫，可他还是天天骑着旧自行车去泡桐林里转，去田埂上看庄稼。
 
2004年，77岁的张钦礼与世长辞。下葬那天，整个兰考县城都堵了，十万群众自发涌上街头，跪地送行，灵车走一步都难。
 
他的墓前，立起了上百块老百姓自发刻的碑，每一块上面，都写着老百姓心里最实在的评价。
 
有人说，他至死都没有等到正式的平反。可在兰考百姓心里，他从来都是那个清清白白、一心为民的好县长。
 
都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这世间从来没有什么凭空而来的爱戴，你为百姓撑过伞，百姓就会永远记着你的好；你为家乡流过汗，这片土地就会永远刻着你的名。
 
当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真正的丰碑，从来不在纸上，不在台上，而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心里。这四个农民的一跪，十万百姓的沿路送行，就是对一个干部最好的评判，也是最沉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