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给自己立下不转户口、不带家属、不拿高薪的规矩，始终以大寨农民自居。有位省领导出于“关心”，没打招呼、没经同意，悄悄把他和妻子的户口从山西大寨迁到北京，手续全部办妥。

这事要是搁在别人身上，恐怕得偷着乐，天上掉馅饼的事，谁不想要个北京户口？可陈永贵不这么看。那天他正在办公室翻看大寨的生产报表，秘书递过来一张新办的户口卡，他愣了半天神，手指头在硬纸片上摩挲了两下，突然把脸一沉：“谁让办的？”声音不大，但是屋里的空气一下就紧了。他当场抓起电话，直接拨到那位省领导的办公室，没寒暄，就一句话：“老兄，你这是帮我还是毁我？”第二天，他就让秘书把户口原封不动退了回去，连带着还附了一张字条，上面就写了八个字：“我是农民，根在土里。”

说句实在话，那个年代能当上副总理还死活不肯挪户口的人，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陈永贵心里门儿清，户口一进北京，粮本子变了，供应关系变了，连邻居看你的眼神都得变。他怕的不是麻烦，是那股子“升上去就下不来”的劲儿。他常跟身边人念叨：“我要是连户口都挪了，回大寨还咋跟乡亲们蹲在炕头喝糊糊？人家嘴上不说，心里准得骂我忘本。”这话糙，理不糙。人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把自己活成了曾经最膈应的那种人。

再说家属这事。老伴儿和孩子一直留在昔阳，住的是老房子，烧的是柴火灶。有人劝他：“你把老伴接来，起码有个照应。”他嘿嘿一笑：“她来了，我白天开会，晚上应酬，她一个人闷在楼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着，那不是照应，那是受罪。”他每个季度攒下几天假，自个儿买张硬座票往回跑，下了火车还得倒两趟汽车，进村的时候鞋上全是泥，可脸上笑开了花。他享受的就是那种脚踩实地、闻着粪土味儿的踏实感。

工资这块更绝。副总理该拿多少，他一份不要，只领大寨工分加上国务院给的一点生活补助，加一块儿不到原来工资的三分之一。剩下来的钱，他让秘书直接分成两份：一份交党费，一份寄回大寨支援水利建设。有一回，他老伴托人捎话说家里房子漏雨，想让他寄点钱修修。他琢磨了半宿，最后回信说：“先拿油毡顶一顶，村里打井的钱刚凑齐，我不能抽回来。”这话听着心硬，可你要是知道他后来自己掏腰包给村里五保户买棉袄的事，就明白他不是抠，是把“大家”放在“小家”前头了。

我自个儿琢磨，陈永贵这套规矩，搁今天看，有人会觉得“太轴”，甚至有点作秀。可你要是翻翻当年的会议记录、下乡调研的简报，就会发现这老头的每一条规矩都对应着一种现实弊端，那时候不少干部一升官就换房换车换家属，嘴上说为人民服务，心里盘算的是自家那点待遇。陈永贵偏不，他用最笨的法子，给自己画了一道红线，红线那边是特权，他连脚尖都不往那边探。这不是清高，是清醒。他太知道权力的滋味容易让人上瘾，所以干脆把自个儿绑在“农民”这根桩子上，动弹不得，也省得走偏。

户口退回去之后，那位省领导还挺不落忍，专门跑来北京道歉。陈永贵没数落他，反倒拍着人家肩膀乐呵呵地说：“你也是好心，可好心有时候也得看路。我陈永贵就是个扛锄头的，锄把子一扔，我就不是我了。”这话说得轻巧，里头藏的劲儿却重得很。后来他卸任副总理，真就又回大寨住了好些年，每天照样下地，照样端个大碗在街门口吃饭，路过的小辈喊他“爷爷”，他应得比谁都响亮。

人活一世，有人往高处爬，有人往根上扎。陈永贵选了后者，不是他不懂舒服日子怎么过，是他认准了一个理儿——当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户口本上的地址能改，可心里头那个“家”搬不走。他那三条规矩，看着土气，可每条都是照妖镜，照出了啥叫本分，啥叫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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