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 “如何培养邓煜和王虹？” 】

　　（徐瑾财经 2026年7月29日 05:22 ）

　　 * 以下文章来源于经济人读书会，作者徐瑾经济人。

　　2026年菲尔兹奖公布，这是数学界的诺奖。

　　邓煜和王虹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奖，舆论沸腾了，毕竟这是大陆背景学者第一次获奖。

　　沸腾的方向很有意思——不是单纯的庆贺，而是迅速转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终于找到了培养顶尖数学人才的方法吗？

　　每个人都从这两个案例里读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支持奥赛体系的人指着邓煜：你看，IMO金牌，国内顶尖本科，扎实的基础训练，这不就是证明吗？另一批人则指着王虹：广西女孩，没走奥赛路线，凭着对数学的热爱转专业进北大数院——所以天赋和热情才是关键，体制无关。

　　两种读法都言之成理，两种读法都可能是错的。

　　塔勒布在《反脆弱》里讲过一个“火鸡问题”：火鸡被喂养了一千天，每一天都在积累“主人是善意的”这个结论，直到感恩节前一天，它的置信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然后它被宰了。

　　你可能说，火鸡和天才，有什么关系？用小样本归纳规律，本质上是一种叙事幻觉。我们看到两个中国籍数学家得了菲尔兹奖，于是开始总结“规律”——这和火鸡的逻辑没有本质区别。菲尔兹奖四年一届，每届至多四人，样本量极其稀薄，却要从中提炼出可复制的培养体系，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警惕。

　　其实，更重要的常识是别阻止运气（don't be anti-fragile against luck）。换句话说，对于真正的极端事件——比如菲尔兹奖得主的诞生——最重要的不是主动创造条件，而是不要主动阻断它。

　　这话听起来消极，其实是最深刻的洞察。

　　王虹的故事尤其说明问题。一个广西女孩，没有被奥赛体系选中，没有被“天才苗子”的标签早早锁定，却凭着自己对数学的执念转专业、走到了世界顶点。她的成长路径里，最关键的节点不是某个培养机制给了她什么，而是某些本可以出现的阻力，没有出现。

　　家庭没有限制她。没有人在她迷上数学的时候说“这不实际”。没有人在她转专业的时候说“风险太大”。这种“没有”，比任何“有”都更值钱。

　　邓煜的路径看上去更“标准”，但如果你仔细看，他的天赋在奥赛体系里被发现，而不是被奥赛体系制造出来。发现和制造，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然后是那段有意思的“消失的回答”。

　　有记者问邓煜，年轻人该不该出国深造？他的回答可以各方面都照顾了，理性且开放：

　　建议至少有一次完整的海外经历，不是为了留下，而是“亲自了解另一种学术生态”，见识不同的研究环境，认识新的同行。至于之后去留，他说“都完全可以”，关键是哪种环境更适合自己。

　　这段话随后据说在某数院的相关页面上消失了。

　　徐瑾经济人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但它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一位刚刚拿到数学界最高荣誉的人，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强调多元学术生态的回答，而这个回答变得“不方便”了——这个细节，比任何关于培养体系的讨论都更值得思考。

　　顶尖的数学天才，和顶尖的艺术家、思想家一样，本质上是一种极端小概率事件。极端事件不遵从正态分布，不是把平均水平提高就能批量制造的。

　　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培养天才”，而是：我们的环境，是否足够宽容，让天才自己长出来？

　　王虹没有被奥赛筛掉，这是运气，也是某种宽容的结果。邓煜的回答没有被他本人收回，但据说消失了——这是另一种信号。

　　一个能让顶尖人才自由呼吸、自由选择的环境，才是真正的“培养体系”。而这种环境，恰恰是最难用政策设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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