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乾隆亲自审问川陕总督张广泗，下令严刑拷打。张广泗满身是伤，但还是不停辩白。乾隆大怒，下令将其斩首示众。
张广泗的死，不是由某一次战败突然决定的。
从金川前线久攻不下，到将帅彼此拆台，再到乾隆认定他故意坐视败局，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封疆大吏，已经一步步走进了没有退路的死局。
瀛台审问时，张广泗仍在申辩。他不肯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认为金川地势险要，清军攻坚困难，前线将领又各有打算，战事失败不能只算在他一人头上。
可乾隆此时要追究的，早已不只是“仗为什么没打赢”。
在乾隆看来，张广泗最严重的问题，是出征之初把话说得太满，迟迟拿不出结果后，又把责任推给部将；等讷亲到了军中，明知对方不熟悉战事，却没有及时阻止，反而冷眼旁观。
这才是杀机真正出现的地方。
张广泗并非没有能力。恰恰相反，他年轻时就是靠处理边疆事务一步步升上来的。他早年在贵州任职，熟悉山地、土司和地方武装，又善于分兵合围、招抚归降，很快得到雍正重用。
贵州九股苗起事时，前任将领久无进展，张广泗接手后重新调整部署，分路推进，很快结束战事。凭借这份功劳，他升任云贵总督，还得到世职，成了朝廷眼中少见的“能办军务的文官”。
后来准噶尔部侵扰西北，张广泗又被派往军中。他到前线后，直接指出岳钟琪驻军地点不利、粮运困难、装备不足、号令不明。雍正采纳了他的意见，撤去岳钟琪的职务。
这次弹劾让张广泗名声大涨，也埋下了一段很深的旧怨。
多年以后，当两人在金川军营再次见面，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张广泗是掌握军权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则是被重新起用的老将。过去那笔账没有消失，只是暂时藏在军报和奏折背后。
金川战场，又偏偏不是一个允许主帅内斗的地方。
当地山高谷深，道路狭窄，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依靠山势修建大量碉楼。清军在平地上可以排列队伍、使用火炮，进了山却常常施展不开。前面的碉堡没有拔掉，后面的粮道便随时可能被截断。
张广泗到任后，将兵力分成多路，分别进攻勒乌围、噶拉依等地。他的想法并不难理解：从多个方向一起压上去，让守军无法集中力量。
可实际结果正好相反。
山路把各路兵马分割开来，彼此难以接应。每一路人数都不算多，遇到坚固碉堡后，只能一点点向前磨。局部虽然攻下了一些寨堡，却始终没有打穿对方的核心防线。
战事一拖就是两年，军费不断增加，伤亡也在扩大。更麻烦的是，张广泗还依赖良尔吉、王秋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为清军引路，后来这些人被指暗中泄露军情。
不管张广泗是否掌握了他们通敌的全部证据，主帅用人失察已经很难推脱。
乾隆的耐心也在这时消耗殆尽。张广泗奏报攻克五十多座碉堡，本想证明前线并非毫无进展，乾隆却认为这些只是小胜，根本不足以结束战争。
为了扭转局面，乾隆派大学士讷亲担任经略，前往前线督师。
讷亲在朝中地位很高，却缺少真正的山地作战经验。他到军营后急于立功，催促部队强攻碉堡，甚至限定日期。清军正面进攻受挫，总兵任举战死，军中士气更加低落。
按理说，张广泗熟悉军务，应当及时提出明确意见。可他看不上讷亲，又担心公开冲突，既没有全力配合，也没有把危险彻底说清楚。
讷亲失败后，两人的矛盾一下子摆到了台面上。
讷亲上奏说，张广泗把兵力分成十路，导致每一路都过于薄弱，白白耗费粮饷；岳钟琪也上疏指责张广泗长期拖延战事，信用可疑之人，致使军情外泄。
张广泗则认为，讷亲强令进攻才造成重大损失，岳钟琪的指控又夹杂着过去的个人恩怨。
三名大臣没有形成一套统一指挥，反而各写各的奏折，各讲各的理由。前线还在打仗，京城收到的却是一封接一封互相推责的报告。
乾隆最终作出判断：张广泗不是单纯指挥失误，而是因为与讷亲不和，明知对方将要失败，却有意不提醒，想借战败证明自己才懂军事。
这项指责，比丢失几座碉堡严重得多。
乾隆十三年九月，张广泗被革职押往京城。同年十二月，他被带到瀛台，由乾隆亲自审问。张广泗受刑之后仍反复申辩，坚持自己遭到冤屈，没有停止解释。
然而，他越是把责任分给部将、讷亲和战场条件，乾隆越认定他推卸责任、心存怨恨。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罪后，张广泗被按失误军机律判处斩刑。
十天之后，讷亲也被处置。两名负责金川战事的最高将领，先后丢了性命。
随后，傅恒接管军务，岳钟琪重回前线。清军一面调整进兵路线，一面展开招降。1749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归降，第一次金川之战暂时结束。
这场战争表面上是清军攻不下山中碉堡，深处的问题却在人心和指挥。张广泗有经验，却过于相信过去的办法；讷亲有权势，却急于用强攻证明自己；岳钟琪懂军事，又与张广泗积怨已久。
几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没有错，结果前线越来越乱。

张广泗从权势正盛到被押赴刑场，中间隔着的，正是金川山谷中那两年迟迟传不回京城的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