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又怎样？哪怕是中国人，也照样下杀手！”这句后来在网络流传的话，把人拉回2013年：中国退役军人张京川在巴基斯坦登山时，遭到伪装成警务人员的恐怖分子突袭，10名外国登山者与1名当地向导不幸遇害。可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类屠杀为何十三年后仍在巴基斯坦重演。
判断这场惨案的分量，不能只盯着雪山上的枪声，还要看一组令人警醒的数据。全球恐怖主义影响在不少国家有所下降，巴基斯坦却首次升到全球第一。2025年，该国发生1045起恐袭，造成1139人死亡，恐袭次数约为2020年的六倍，死亡人数重新达到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这说明南伽峰事件并不是一段已经结束的往事。
标题中那句“中国人又如何”，目前没有在2013年的央视报道、国家体育总局资料和张京川公开采访中找到逐字记录。能够确认的是，袭击者索要护照、拍摄人员、捆绑登山者并集体开枪，暴行本身无需靠添加台词来证明残忍。把未经核实的话写成现场原声，反而容易遮住这场袭击真正危险的地方。
1997年11月17日的埃及卢克索游客惨案与本次高度相似，武装人员同样选择缺少防护的外国游客，用集中屠杀制造国际震动，但关键差异是埃及社会在惨案后迅速与极端组织切割，而巴基斯坦部分偏远山区长期存在治理薄弱、武装网络反复再生的问题，这意味着军事清剿若没有社会隔离和基层治理配合，恐怖组织仍会找到新的藏身处。
卢克索惨案造成62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外国游客。袭击者原想摧毁埃及政府信誉，结果却激起社会对极端主义的强烈排斥，一年内相关组织的大部分残余力量宣布放弃暴力。这个结局揭示出一个规律：恐怖组织不只依赖枪支、炸药和山区据点，更依赖某些群体的沉默、包庇和纵容，切断这种社会土壤往往比多设几个检查站更重要。
南伽帕尔巴特峰袭击最值得警惕的，也不是暴徒喊过什么，而是他们准确找到了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力量难以及时覆盖的区域。营地位于海拔约4200米的山区，没有公路直达，通常只能步行或骑马进入，外国登山者身边也没有安全部队。恐怖分子穿着类似警务人员的制服接近营地，说明他们利用的是地理封闭和身份欺骗这两个漏洞。
张京川后来回忆，袭击者把人员拖出帐篷、反绑双手，索要护照并进行拍摄。他曾在武警部队服役，捆绑时提前留下挣脱空间，枪声响起后冲出约30米，跳下山坡躲藏。这个过程证明，个人训练确实可能争取到一线生机，但当武装人员已经摸进营地时，安保系统其实早已失败。
子弹擦过张京川头皮，留下约5厘米的伤口。他赤脚躲藏约40分钟，又冒险返回营地取走高山靴、冰镐和卫星电话。凌晨1点35分，他打出第一个求救电话，直到上午10点55分才看到巴方直升机，等待时间约9个小时。张京川能够活下来近乎奇迹，任何制度都不能把奇迹当成标准救援预案。
暴徒索要护照和拍摄现场，还有另一层含义：他们在寻找最有传播价值的身份。外国游客、知名登山者和中国公民，都能让一次偏远山区袭击迅速进入国际新闻。攻击者并不需要控制城市，只需在地图边缘杀害几个具有国际关注度的人，就能让外界怀疑巴基斯坦是否有能力保护外国人员，这才是目标选择背后的冷酷计算。

十三年后的危险更复杂。巴基斯坦西北部主要承受巴基斯坦塔利班及其关联武装的压力，西南部俾路支省还面临分离主义武装袭击。一个方向靠近阿富汗边境，另一个方向连接港口、矿区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两个战场在组织诉求和作战方式上并不相同，却都能通过袭击交通线和安全力量削弱巴政府控制力。
《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6》指出，开伯尔－普什图省和俾路支省占巴基斯坦恐袭死亡人数的97%。这不是简单的地区治安统计，而是一张危险走廊图：一个压着西北边境，一个卡住西南资源和出海通道。中方人员可能并非每次袭击的直接目标，却很容易在这条安全断裂带上被武装组织选为高价值筹码。
进入2026年7月，风险并没有下降。7月6日至8日，俾路支省三起袭击造成42名巴军警死亡；7月24日，坦克地区检查站遭自杀式爆炸和武装冲击，15名安全人员死亡；7月29日，亨古一处警察哨所遇袭，又有5名警察死亡。连续袭击表明，对方已经具备保持作战节奏、分散巴军警力量的能力。
第三方的态度也出现变化。7月2日，美国国务院公开支持巴基斯坦抵御恐怖袭击，背景却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不断发生边境冲突。巴方指责阿富汗境内存在巴基斯坦塔利班庇护所，阿富汗方面坚持这是巴国内问题。恐怖组织一旦获得跨境休整和人员补充空间，再强的固定哨所也只能被动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