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1881年10月10日—1958年3月15日），字亮畴，祖籍广东省东莞市，出生于香港的传教士家庭，是民国时期的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

很多人熟悉顾维钧奔走各大国际会场，却常常忽略这位能够以法理折服西方学界的法学先驱。他拿到北洋大学第一号毕业文凭，远赴耶鲁攻读法学博士，年纪轻轻翻译完成《德国民法典》英译本，这份译作长期被欧美顶尖法学院用作教材，足以证明他在世界法学领域的分量。深厚的中西法学积淀，让他成为近代极少数能够站在国际舞台，用成熟国际法体系为国家发声的国人。

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三十出头的王宠惠受邀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外交总长。北洋时代，他辗转司法、外交多个岗位，尝试搭建近代司法框架，推动废除旧式酷刑，倡导建立现代律师制度。1922年短暂组阁，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好人政府”，一众文人政客希望依靠专业学识改良时局。军阀混战的大环境下，理想很快撞碎在现实之中，内阁仅仅维持数月便宣告垮台。

政坛失意没有埋没他的才华。数年后，他当选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法官，成为站上这个国际司法殿堂的第一位中国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再度投身外交一线。开罗会议谈判进程里，他敏锐察觉到文本措辞暗藏的隐患，极力争取清晰表述，推动《开罗宣言》写明满洲、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为战后收回国土锁定关键法理依据。旧金山会议上，他代表中国签署《联合国宪章》，稳固中国安理会创始成员国的地位。

法律理想与现实政治的冲突，贯穿他半生。他主持参与多部法典编纂，打磨宪法草案，期盼在中国落地宪政制度。时代的局限清晰摆在眼前，不少制度设计最终沦为一纸文本。四十年代后期修订宪法，相关条文被当局加以改造，用来服务独裁统治，这也成为后世争议最多的地方。他始终属于学者型官僚，没有培植私人派系，长期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试图在动荡政局里守住专业底线，却很难彻底挣脱体制束缚。

1949年时局巨变，他先前往香港，最终定居台湾。晚年依旧投身法学教育，主持东吴大学复校相关事务，持续关注国内法治发展。1958年，王宠惠在台北病逝。

客观回望其人，一身学识足以称雄民国法学界，在外交场上多次凭借法理捍卫国土权益。怀揣法治救国的理想踏入政坛，却身处派系纷争不断的乱世。他见证近代中国法治艰难起步，亲手留下诸多制度成果，又不得不向现实政治不断妥协。理想与权局拉扯之下，造就了这名充满争议的法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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