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后，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前女友胡兰畦，希望能与陈毅见面。令她心碎的是，副市长潘汉年告知她，陈毅已与张茜组建家庭。

胡兰畦那会儿就站在外滩旧海关大楼的阴影里，潘汉年的话像一盆凉水，从头顶浇到脚底板。她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脸上却硬撑着一个笑。潘汉年多精明的人啊，眼皮子一耷拉，补了句：“陈市长忙得很，上海几百万人的吃喝拉撒，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这话听着是解释，可胡兰畦心里明镜似的，忙是真忙，可再忙，见一面旧人的工夫当真挤不出来？不过是有人不愿，有人不便。

她转身往外走，黄浦江的风裹着腥味扑过来，吹得她旗袍下摆直打绊。那一刻她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广州那个闷热的夏夜。陈毅穿着褪了色的军装，蹲在骑楼底下啃甘蔗，嚼完了把渣子往地上一呸，仰头冲她说：“兰畦，革命成功了，我请你吃上海城隍庙的梨膏糖。”如今革命是成功了，梨膏糖铺子满街都是，请客的人却换了身份。

胡兰畦不是那种会哭哭啼啼纠缠的女人。她在德国坐过牢，在苏联挨过整，抗战时带着妇女队钻过弹坑。感情这事她看得透亮，陈毅娶张茜，不全是什么“革命伴侣”的漂亮话。张茜年轻，漂亮，唱新四军战歌时嗓子亮得像银铃，更重要的是，她在皖南事变后的血雨腥风里，陪着陈毅在山上钻了三个月。那三个月，胡兰畦在哪？她在重庆给宋庆龄当秘书，穿着高跟鞋在陪都的舞会上筹募捐款。两条路，两种活法，走到最后分岔，怨不得谁。

可人心是肉长的。她回到暂住的旅社，从皮箱底下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四个人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门口，陈毅、她、周恩来，还有邓颖超。照片上陈毅的手虚搭在她肩上，邓大姐在旁边捂着嘴笑。她盯着那手看了半天，忽然把照片翻过去，背面一行小字：“二十八年春，约定。”约定什么？约定革命胜利后一起看东湖的荷花。如今东湖的荷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看花的人早换了。

第二天她托人捎了封信给陈毅，信里就一句话：“梨膏糖太甜，我牙不好，不吃了。”落款是“旧友兰畦”。她没等回信，收拾行李去了北京，临上火车前，在站台买了个刚出锅的粢饭团，咬一口，糯米粘住上颚，烫得她眼泪差点掉下来。火车开动时，她隔着车窗看见远处国际饭店的尖顶戳进云里，心想：那就是他每天办公的地方吧。几百万人的城市，他得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管，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清，哪还有工夫惦记一碗没吃成的梨膏糖。

说实话，这事搁现在的人眼里，可能觉得陈毅薄情。可那个年代的感情，哪一样不得给“大道理”让路？胡兰畦后来在自传里只写了八个字:“各安天命，勿复相见。”我倒觉得她没说出口的后半句是：不是不想见，是见了面，拿什么身份去握那双批阅文件的手？拿旧情？拿眼泪？拿二十年前啃甘蔗时吐在地上的渣子？都不合适。这座城市刚醒过来，满目疮痍等着收拾，市长的前女友哭哭啼啼找上门，传出去像什么话。潘汉年那番话听着生硬，其实替两个人省了多少难堪。

胡兰畦活到九十多岁，终身没有再嫁。有人问她悔不悔，她端起茶杯抿一口，慢悠悠地说：“悔什么？他娶张茜那天，上海的电灯全亮了，我在重庆听见广播，还开了瓶香槟。”这话真假难辨，可我宁愿信她真的开了那瓶酒，为一座城的光明，为一个男人找到了更匹配的同行者，也为她自己，终于能踏踏实实把那段往事搁进黄浦江，随潮水冲进东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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