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开始对民国变得倾慕有加，甚至把民国视为风花雪月，歌舞升平的时代。
 
可实际上的民国却是中国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那些印象里的繁荣只属于上流社会。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民国存在的38年里，有无数种方式把一个善良的人变成吃人的恶魔，而首先，第一种方式就是饥饿。
 
1942~1943年，河南经历了历史上最残酷的大饥荒。
 
1942年春夏，河南没有下过一滴雨，农作物在持续的大旱中枯萎，产量只有之前平均水平的1/3。
 
到了秋冬时期，遮天蔽日的蝗虫席卷河南，百姓收不上来粮食，一场大饥荒瞬间席卷了整个河南。
 
这次大饥荒遍布河南全省110个县，受灾百姓500多万，老百姓们走投无路，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了，就连树上的皮和地里的野草都被吃的干干净净。
 
为了活下去，只能靠吃观音土勉强支撑，但观音土消化不了，很多人因此被活活胀死。
 
在河南洛阳的陇海铁路上，到处都是被父母扔掉的孩子，甚至有的人为了换一口粮食，还会选择卖掉自己的孩子，可是卖孩子的钱也终究会花光。
 
于是，人吃人的情况开始出现，当时路边到处都是尸体，野狗啃食死人尸体的画面，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整个民国年间，除了河南发生过饥荒，华北、陕西、甘肃这些地方也经常发生大规模的饥荒。
 
每个地方的饥荒都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
 
那时候的底层人民连活下去都成了一种奢望。
 
在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看来，他们更像是一种可以流通的商品，比如在那个封建的时代，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
 
当一个家庭面临粮食紧缺的情况时，女婴往往会被优先售卖或抛弃。
 
而且，除了女婴，成年妇女的命运同样悲惨不堪。
 
饥荒爆发时，甚至出现了一种荒诞的买卖方式。
 
他们将人像买卖猪羊一样按斤计算。
 
比如，一名成年妇女可以换80斤粮食，而一名少女则可以换70斤粮食。
 
尽管国民政府明令禁止人口交易，但禁令像废纸一样，民间的人口买卖处于半公开状态，而一些政府官员不仅不管，还趁机收受贿赂，从中获取利益。
 
那些被贩卖的妇女要么被虐待致死，要么被卖到青楼沦为娼妓。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仅没有禁止娼妓业，反而对其进行管制，将娼妓业合法化。
 
在当时的背景下，有的人为了活下去，甚至主动投身娼妓行业。
 
以1942年的天津为例，当时天津一共有448家妓院，2000多名妓女被登记在册。
 
这种合法化的表现见证了当时整个社会道德的崩塌。
 
当时的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买卖人口、娼妓业合法化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的军阀割据有关。
 
当时各地军阀各自占山为王，谁都不服谁，但都有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对老百姓的搜刮毫无底线。
 
比如统治青海的马步芳，在当地开设了很多自己的商铺，基本上垄断了当地的财政支出，并且还不断加重农牧民的赋税，谁要是敢反抗，就狠狠镇压。
 
1938年，他派手下旅长喇平福去果洛收税，牧民们不同意，他就派大军镇压，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牧民。
 
再比如驻防广安的杨森，他把每斗粮食的税从2.6元涨到7.8元，在广安的4年时间里，居然提前收了12年的钱税。
 
同时，他还大肆虐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手上沾满了同胞的鲜血。
 
最出名的要数张宗昌，绰号三不知将军，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
 
他的部队都是土匪逃兵凑起来的，走到哪儿就抢哪儿，实行三光二翻一空，把老百姓的牲口吃光，驴马拉光，门窗烧光，抢东西，糟蹋妇女。
 
老百姓们闻风丧胆，纷纷拖家带口逃跑。
 
张宗昌最后在济南火车站被人刺杀，结束了他荒唐又残暴的一生。
 
当时的百姓不仅要受到内部政府的压榨，还要防护外来的入侵者。
 
1928年，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当时日本政府为阻止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寻衅挑事，肆意捕杀中国军民。
 
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来到济南与日军交涉，日军不顾国际公法，将蔡公时等17人撕去衣服，百般羞辱，最后残忍杀害。
 
后来全面抗战爆发，日军更是变本加厉，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他们不知道杀了多少中国人，还丧心病狂的用毒气搞细菌战，整个中国都被战争的恐惧笼罩，每一块土地上都有中国人的鲜血。
 
如今的人们经常会被文学作品中的民国浪漫所迷惑。
 
然而，那些看似浪漫的表面，不过是被艺术加工后的想象。
 
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民国的38年充满了饥饿、战乱与绝望，当时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5岁，文盲率超过80%，婴儿死亡率高达30%。
 
这些的数字深刻揭示了民国时期普通人的真实生存状况。
 
这段历史不应该被过度美化，更不能被忘记，当我们审视那些对民国的倾慕与想象时，更应铭记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苦难，思考历史真实与艺术加工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