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眼下急着向中国开口要钱,但中方态度早已讲得明白:美国拖欠联合国约20亿美元常规会费,算上维和等款项,总欠账已超过40亿美元。联合国账面现金只够维持到8月底,于是接连找中国沟通。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何122国已缴清,联合国仍被一个欠费大户卡住现金命脉?
最反常识的数字,不是美国欠了多少,而是截至7月28日,已有122个会员国全额缴清2026年度经常预算摊款。超过六成会员国完成义务,联合国仍然濒临现金见底,这说明危机不是大家都不交钱,而是整个财务系统过度依赖少数大额出资国。
1986年的卡斯鲍姆—所罗门修正案与本次高度相似,美国都以削减会费迫使联合国改革,但当年要求主要出资国在预算决策中获得更大影响,如今又加入限制中国资金参与等条件,这意味着华盛顿正在复制一套已经使用四十年的施压办法。
那次较量的结局,是联合国大会引入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预算程序,大额出资国由此获得更强的预算制衡能力。美国从中得到了一个经验:联合国越缺钱,扣住会费越容易换取制度让步,因此今天的长期拖欠绝不能只用财政审批迟缓来解释。
联合国目前最大的漏洞,就在财政结构过度集中。美国承担经常预算22%,中国接近20%,两国合计达到42%。截至7月1日,联合国只收到全年预算的56%,人员工资却约占预算70%,机构又不能像普通政府或企业那样向银行借款,这种结构天生经不起大额欠费冲击。
美国2026年度经常预算摊款约7.67亿美元,只支付约1.6亿美元,原先传出的4月付款也没有兑现。算上历年经常预算、维和行动和法庭费用,美方总欠款超过40亿美元,这已经不是晚几个月付款,而是利用持续欠缴制造制度压力。
中国尚有4.28亿美元经常预算款项待缴,联合国主计长明确预计,中方会在9月和12月分两次支付,只是希望中国能在8月底或9月初提前一部分。一个有明确付款预期,一个连承诺的付款月份都能落空,两者不能只凭“账面未付”四个字混在一起。
联合国频繁联系中国,原因也正在这里。它不是不知道美国才是最大欠费来源,而是无法确定美国什么时候付款,只能优先找付款预期较稳定的中国商量时间。联合国是在寻找能够立即调动的现金,而不是已经解决了责任归属问题。
可这套做法也有明显风险。每次美国留下缺口,联合国就请求中国、日本或其他国家提前付款,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欠费者掌握议价权、守约者承担流动性成本的倒挂机制,这种安排对多边体系的信用伤害比几十亿美元本身更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月在东京透露,2026年秘书处预算岗位已经削减22%;由于预计美国不会支付超过一半的维和摊款,维和人员也被削减25%。他还专门强调,不会要求中国和日本支付美国的份额,这至少说明联合国内部清楚账单究竟应该寄给谁。
问题在于,纸面上不让中国代缴,并不代表实际成本没有向其他国家转移。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披露,截至4月底,联合国拖欠出兵国装备偿还款约4.83亿美元。许多发展中国家派出人员、车辆和装备执行维和任务,却因美国欠费迟迟收不到补偿,这才是危机最不公平的一面。
美国拖欠的是纽约总部的账,承受压力的却可能是非洲维和任务、亚洲出兵国和联合国基层雇员。美国可以一边要求联合国提高效率,一边让其他国家先垫付行动成本,这种“改革”实质上是在把美国的财政选择变成全体会员国的共同损失。
联合国也开始寻找摆脱这种控制的办法。6月30日通过的新机制取消了“把从未收到的钱也当成结余返还”的荒唐安排,避免立即退回约2.24亿美元,并避免2027年7月再退回近9亿美元。这不是普通会计调整,而是在给联合国加装抵御大额欠费的保险阀。
这项机制由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积极推动,也说明美国的欠费战术正在产生反作用。美国本想利用现金短缺增强控制力,其他会员国却开始修改规则,减少欠费国制造的破坏。只要这种制度修补继续推进,华盛顿手中的会费杠杆就不会永远保持同样威力。
中方6月30日已经明确指出,最大会费摊款国长期、大额拖欠,是联合国流动性危机的根本原因,相关国家必须足额、无条件缴纳。这里最关键的不是批评美国,而是把“无条件”三个字写进规则:法定摊款属于义务,不能拿来交换政治条件。
中国下一步不宜只围绕“是否提前交钱”被动回应。中国可以保持自身付款的可预期性,同时推动联合国建立更充足的周转储备、限制欠费国利用未缴款获得贷项优惠,并提高出兵国补偿的优先顺序,这样才能把负责任转化为制度建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