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学家姚燧76岁时，与侍奉他沐浴的侍妾发生了关系。事后，侍妾说：“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留个证物给我吧！”

这事发生在皇庆二年，也就是1313年。姚燧这一年76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他三岁丧父，由伯父姚枢抚养长大，师从大儒许衡，是元代文坛的标杆人物，与虞集并称。他的文章“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元史》说他“如朝绅引班，气肃色正”。

就这么一个靠笔杆子吃饭、一辈子讲究“文以载道”的人，到了晚年却给自己惹了一桩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那年，姚燧让侍妾伺候沐浴。水汽蒸腾，姚燧在澡盆边一时兴起，跟侍妾行了房。

谁知完事后，侍妾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颤声道：“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不如您留个证物给我吧！”

侍妾并非危言耸听。姚燧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门生故旧遍布朝野。这样的豪门大族，最看重的是什么？自然是血脉的纯正。

作为德高望重的家主，倘若让一个下等侍妾怀了孕，谁会相信那是他的血脉？一旦传出去，侍妾要么被扣上通奸的帽子沉塘，要么被赶出家门自生自灭。

姚燧心领神会，当即提笔在侍妾的肚兜上写下一首七言绝句，名为《题围肚诗》：“八十年来遇此春，此春过后更无春。纵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坟前拜妇人。”

诗里“八十年”是虚指，说自己年纪大了。“遇此春”说的是跟侍妾那一夜。“更无春”是自嘲，表示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两句很关键，意思是说，我即便不能亲自抚养这个孩子，也承认他是姚家的血脉，将来你可以在我的坟前以“妇人”的身份祭拜。

这首诗写完不久，姚燧就去世了。

没想到，侍妾真的怀孕了，十月怀胎生下了孩子。族里的长辈们炸了锅，认定这女人在外面偷了人，还拿野种来冒充姚家血脉。侍妾被捆到堂上，众人逼问奸夫是谁，她辩无可辩，只好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块肚兜。

肚兜上那首七言绝句摊开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满堂哑然。字迹可以作假，但诗里的口气、用词，装不出来。族里的老人们反复辨认之后认了：是老爷写的。

侍妾和孩子保住了命。

可惜的是，这个好好的大团圆故事，有一个非常尴尬的结局。后来有人查了《草木子·卷四》，发现故事最初的主人公根本不是姚燧，而是一个叫姚镛的人，字希声，号雪篷。《草木子》的作者叶子奇把北宋的“姚敬庵”错录成了元朝的“姚牧庵”，张冠李戴。姚燧替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背了几百年的黑锅。

而真相是，姚燧有三个夫人、五个儿子，人家根本不缺传宗接代的人，犯不着在76岁高龄还惹个风流债。

可话又说回来，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几百年，恰恰说明在封建时代，女性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有良知的文人墨客，不敢直接挑明，于是借事隐喻，为那些沉默的女人呐喊。